四年级语⽂下册第七单元4《记张⾃忠将军》
真正的将军——《记张⾃忠将军》
《记张⾃忠将军》是现代作家梁实秋晚年在我国台湾地区写的⼀篇散⽂。⽂章回忆了抗战时期，作者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问团，在前线见到著名爱国将领张⾃忠的情景。
⼀、梁实秋和鲁迅的笔战
梁实秋散文梁实秋（1903—1987）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1923年赴美留学，20世纪30年代在《新⽉》杂志从事编辑⼯作，曾经就⽂学的阶级性等问题和鲁迅等作家进⾏过论战。⼀⽣致⼒于英国⽂学翻译与研究，在创作上以散⽂著称。
我国近现代⽂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不少，但像梁实秋这样在多⽅⾯都取得成就的不多。说到梁实秋的⼀⽣，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创作《雅舍⼩品》，翻译《莎⼠⽐亚全集》，以及和鲁迅论战。尤其是和鲁迅的论战，是民国⽂学史上浓墨重彩的⼀笔。
1949年，梁实秋跟随溃败的国民党去了我国台湾地区，之后“销声匿迹”了相当长⼀段时间。中华⼈民共和国成⽴初期我们了解梁实秋，只能通过鲁迅的⽂章。鲁迅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狗”，《鲁迅全集》⾥收录了数⼗篇从教育理念、⽂艺思想、翻译理论甚⾄⼈性、政治各⽅⾯批判梁实秋的作品。
他们两⼈之间到底发⽣了什么呢？
这⼀场旷⽇持久的笔战源于192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梁实秋受《复旦旬刊》之邀，创作发表了⼀篇《卢梭论⼦⼥教育》的⽂章，阐述了⾃⼰认为⽂学应该表现⼈性的观点，指出卢梭的教育思想太过功利，不值得提倡。
但是鲁迅最推崇的教育家就是卢梭，⿊⾃家偶像这事⼉鲁迅能忍吗？
鲁迅看到这篇⽂章后，就针锋相对地发表了⼀篇《卢梭与胃⼝》，反驳了梁实秋的观点。过了两天还意犹未尽，鲁迅⼜写了《⽂学与出汗》⼀⽂，⼜“抽”了梁实秋⼏鞭⼦。
当时，梁实秋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学⽣，鲁迅则已经在⽂艺界有相当⾼的地位。但⾯对鲁迅的连续两篇批判⾃⼰的⽂章，年轻⽓盛的梁实秋就有那么⼀股狂劲⼉，很快在报纸上回击道：
“有⼀种⼈，只是⼀味地‘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有⽑病，明天说那⾥有⽑病，于是也有⽆穷⽆尽的杂感。等到有⼈开了药⽅，他格外不满：这⼀服药太冷，那⼀服药太热；这⼀服药太猛，那⼀服药太慢。把所有的药⽅都贬得⼀⽂不值，好像唯恐⼀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做的样⼦。”
⽂学家批评起⼈来真是针针见⾎啊。
到1929年，两⼈的论战达到了⾼潮。我们知道梁实秋为国⼈研究外国⽂学做了⼀⼤贡献——翻译《莎⼠⽐亚全集》，他在翻译⽅⾯有⼀套⾃⼰的想法。1929年，鲁迅翻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艺与批评》，梁实秋读完后抨击说：
“硬译、强译、死译，⼀些稀奇古怪的句法，读了等于不读。”（《论鲁迅先⽣的“硬译”》）
鲁迅也马上写出《“硬译”与“⽂学阶级性”》进⾏反驳。⽽且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坛许多⽀持鲁迅的作家也加⼊了论战，⽭头纷纷指向梁实秋，却纷纷被梁实秋骂败了，冯乃超就是其中⼀个。
据说鲁迅了解情况后，冷冷⼀笑，说：“乃超还嫩⼀些，这回得我来。”⽴马写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狗”》，翻译问题直接上升成了阶级问题、政治问题。
从此，两⼈的论战⼀发不可收拾，并且从⽂学领域不断向其他⽅⾯扩展。由于两⼈的个⼈修养与⽂化底蕴都相当深厚，这场论战俨然成为民国⽂坛壮观的盛事，观之可见世间百态。
1936年，鲁迅去世。但这次，作为“⽣平⾄敌”的梁实秋却没有发声，后来也再没有说过鲁迅⼀句坏话。多年后他的⼥⼉去美国留学，才发现⾃⼰的⽗亲曾经创下那么惊天动地的事件，疑惑地问他：“您为什么那么恨鲁迅？”梁实秋低垂着眼帘，黯然说道：“没有什么仇恨，只是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同。”
张⾃忠是“⼆战”时期反法西斯阵营牺牲的最⾼级别的将领。他是集团军总司令，却亲⾃带兵冲在最前线。
他曾在台⼉庄⾎战⽇军，也曾默默背负汉奸骂名。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他⾝先⼠卒，⾝中数弹，牺牲时仅49岁。⽇军也很敬佩他，先为他的死⽽欢呼，之后⼜郑重敬礼。国民政府为他举⾏了国葬，⼗万民众为他扶灵送⾏。周恩来称他为“其忠义之志，壮烈之⽓，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之魂”。他的⼀⽣看似复杂，却也很简单，可以⽤七个字来概括：“我以我⾎荐轩辕。”
1940年5⽉，⽇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6⽇晚亲⾃率领2000多⼈渡河作战。
1940年5⽉1⽇，张⾃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海不清，⽯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忠率2000多⼈东渡襄河后，⼀路奋勇进攻，将⽇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军随后以优势兵⼒对张⾃忠的部队实施包围夹攻。张⾃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数⽐他们多出1.5倍的敌⼈冲杀⼗余次。
张⾃忠殉国当⽇（1940年5⽉16⽇），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于夜间突袭南⽠店，奋勇抢回了张⾃忠的遗骸。⽇军则下令停⽌飞机轰炸，以免伤到张⾃忠遗体。
张⾃忠的⼫⾻运回后⽅后，经检视，他⾝上有⼋处伤⼝，其中炮弹伤两处，刺⼑伤⼀处，弹伤五处。
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万军民恭送灵柩到江岸，其间⽇军飞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众⽆⼀⼈躲避，⽆⼀⼈逃散。
1940年5⽉28⽇晨，当灵柩运⾄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冯⽟祥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臂戴⿊纱，肃⽴在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在船上“抚棺⼤恸”，令在场者⽆不动容。蒋介⽯亲⾃扶灵执绋，再拾级⽽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号”荣哀状，将张⾃忠牌位⼊祀忠烈祠，并列⾸位。28⽇下午，各界众在储奇门为张⾃忠举⾏了盛⼤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李敏慧⼥⼠因悲痛绝⾷七⽇⽽死，夫妻⼆⼈合葬于重庆梅花⼭麓。
三、名将张⾃忠的⼩绰号——张扒⽪
梁实秋记录了⾃⼰在张⾃忠将军防地的所见所闻，表现了这位爱国将领⾝居⾼位⽽⾃奉俭朴的风范，对其谋国之忠和作战之勇深表景仰。⽂章不仅以敬佩之情写出了张⾃忠将军的⾼风亮节，⽽且表露出抗战时期，⼀个爱国知识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匡世救弊的历史责任感。
你知道吗，梁实秋笔下令⼈敬佩的堂堂⼤将军，竟然有⼀个绰号叫作“张扒⽪”！
1923年秋天，当时担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忠当时在学兵
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练兵，适逢连⽇⼤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畏难情绪。有⼀天，张⾃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声问：“下雪天敌⼈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
答：“坚决抵抗！”张⾃忠接着道：“现在下了⼀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的第⼀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家都把棉⾐脱了，跟我⼀起跑步！”说完，他径⾃脱了棉⾐。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跟在张⾃忠⾝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的绰号不胫⽽⾛，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四、北京仅有的三条“⼈名路”
北京的⼤街⼩巷有⼏千条，其中有些路名的来历不⼀般，例如，以官职命名的⽂丞相胡同、⼴宁伯街，还有以特长技艺命名的刘兰塑胡同。
和⼈物有关的路名很多，可是真正以现代⼈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以及东城区的张⾃忠路。这三个名字属于三位为国捐躯的抗⽇名将，他们都曾在冯⽟祥麾下服役，在冯⽟祥担任⼆⼗九军将领期间，他们也都曾在北京居住。
这三条以抗⽇英烈命名的街道，中华⼈民共和国成⽴后仍沿⽤原有名称。“⽂⾰”时期，佟麟阁路曾经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忠路改称⼯农兵东⼤街。“⽂⾰”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20⽇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有这样两项决议：⼀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北京，⼆是进城之后不⽤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的名称，在新中国还能被沿⽤呢？这是因为1952年6⽉11⽇，⽑泽东亲⾃为三位抗⽇英烈签发了烈⼠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忠三位英烈的抗⽇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给予庄重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