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儒家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
歷史上，每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形成，与宋代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以及宋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和总结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为了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再次发生兵乱分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将军事大权收归皇帝手中，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而文士在宋朝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且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另外，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
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在吸收了佛老之学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理学融汇了儒、释、道三家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理学家主张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以及“格物致知”“发明本心”
五经四书等内省的功夫。他们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解经时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是突出经文的义理大旨，着重于义理、性理、天理、唯理、穷理等，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理学家在注经、解经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将伦理道德规范化、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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