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可儿戏》看奥斯卡·王尔德的女性观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奥斯卡·王尔德在喜剧《不可儿戏》中通过描述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表现的女性观，考察该剧中女性人物的特征，探讨王尔德女性观的两个特点，即对女性独立的支持和对女性宽容的赞赏。同时，本文将结合波伏娃的女权理论和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背景，分析其女性观的独特与超前之处。
关键词：奥斯卡·王尔德；女性观； 独立；宽容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生于爱尔兰，是著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和艺术家。受他的老师沃尔特·佩特的影响，他成为19世纪 “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在英国的领军人物。在他短促的一生中，王尔德留给后世大量的天才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童话和戏剧，但真正使他赢得名誉的是他的戏剧作品。他的主要戏剧作品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莎乐美》（1893）、《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1893）、《理想丈夫》（1895）和《不可儿戏》（1895），他的这些佳构剧被称为自谢里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在伦敦的舞台上大获成功。在这些剧作中，王尔德呈现给观众的不仅是他机智幽默的语言，还有他塑造的魅力多姿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
形象在带给观众欢乐的同时，也向公众传达了王尔德与众不同的进步女性观。
《不可儿戏》是王尔德的最后一部喜剧，它描述了两对青年男女在热恋中为了一个名字“任真（Earnest）”引发的令人捧腹的闹剧。剧中，两位都谎称名叫“任真”的纨绔子杰克和亚吉能分别爱上了机智活泼的的年轻小关多琳和西西丽，但当他们求婚时却发现两位小喜欢他们皆是因为她们倾慕“任真”这个名字。最后，谎言被识破，但女孩们大度的原谅了男子的欺骗，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部剧作中，王尔德刻画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女性人物，她们是自信自主的“新女性”，同时具备宽容大度的美好品格，剧作家正是通过对她们进行的生动形象的描绘表达了自己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问题的见解，即支持知性自主的“新女性”，赞赏心胸博大的宽容女性。本文将借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女性作为“绝对他者”如何超越其“内在性”的观点，结合对王尔德生平经历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分析，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奥斯卡·王尔德如何在戏剧《不可儿戏》中表达的超前又独特的女性观。
一．对“新女性”的支持—超前的女性观
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通过对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分析，指出女性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历史中一直处于“绝对他者”的地位，在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依附于男性，被困于自己的“内在性”，没有主体意识，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都是在等待……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她在等待爱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奖。”[7]p610 她主张，女性要想获得“超越性”，必须具有自我意识，进行自我设计。她认为，“女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的人，而非‘绝对他者’，她就应该有一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自己造就自身的存在……主动为自己的生存做出道德辩护，创造自身作为人的价值与意义……需要养成一种独立自主和敢于创新的主体性人格。”[6]p163-165由此可见，波伏娃倡导女性发掘自我意识，进行自我设计，这也是她对新女性的期待。在王尔德的五部主要喜剧中，每个女性人物或是机智敏捷，或是个性洒脱，或是利欲熏心，她们身上都闪现着自我意识萌发的光芒，具有“新女性”的典型特征。
“新女性”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当时，社会极力提倡女性的沉默、顺从和母性。Sarah Stickney Ellis 这样描述当时女性的思想状态“我该如何让父母、兄弟妹更快乐？我只是上帝手中柔弱的工具。不过,一旦他赋予我力量,我就过传统的生活,让别人
幸福我才会感到快乐。”知性女人[3]p42尽管传统女性观在当时社会占据主流地位，但这个时期，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渴望进入社会，获得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女性”应运而生。她们以古怪而反传统的形象出现，其主要特点可以总结为“受过一定的教育，反对传统规范的制约，要求独立自主。”[8]p91 对于这样一与传统习俗格格不入的新女性，当时的男权至上的维多利亚社会多给予否定或是批判的态度。如创作《红字》的美国男性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于1855年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忿忿不平地抱怨女性作家抢占了读者市场,“美国如今已经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划的妇女。只要公众陶醉于她们的陈词滥调,我便没有成功的机会了。”而与同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不同，王尔德没有醉心于旧时的男权统治，他在喜剧作品里塑造了一批独立特行，拥有自我意识，敢于自我设计的“新女性”，以此表达了对兴起的女权运动的理解和支持，这正是他女性观的超前之处。在《不可儿戏》中，以关多琳和西西丽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要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她们思想独特，机智幽默。在《不可儿戏》中，每一个女性都谈吐有趣、妙语连珠，这不仅反映了她们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折射出她们突出的自我意识。巴夫人是一个上
流社会的中年贵妇，但她独特的的言论却体现出她具有和“新女性”一样的独立思想。在提到自己新近丧夫的好友哈夫人时，她不但没有表达哀悼之情，反而羡慕哈夫人丧偶后的巨变，“自从她死了可怜的丈夫……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变得这么厉害；看起来她足足年轻了二十岁……我看，这哈夫人是全心全意在过好日子了”。[4]p135 巴夫人的这番评论表达出女性对传统道德的指责和对自由的期待。巴夫人的女儿关多琳作为年轻女子更具备“新女性”的机智活泼。听到杰克赞扬自己“十全十美”时，关多琳表示“但愿不是如此！真是如此，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而我有意向各方面发展。”[4]p135当杰克欲向她解释关于“任真”这个名字与爱情的关系时，关多琳如王尔德在剧中所注“圆滑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这显然是一个玄学的问题，而且像大半的玄学问题一样，和我们所了解的现实生活的真相，根本不相干。”[4]p138在这俏皮诙谐的言谈中，一个幽默机灵，对爱情对生活有着独到见解的“新女性”跃然纸上。和关多琳相似，西西丽是一个天真浪漫、个性鲜明的女孩儿。她在该剧刚出现时便被家庭教师劳小催促学习德文，这时，西西丽“（慢吞吞地走过来）可是我不喜欢德文嘛。德文根本跟我不合。我很清楚，每次上过德文课，我的相貌就特别平庸。”[4]p149当劳小告诉她小说的意义就是“好人好下场，坏人坏下场”时，西西丽却表示“这也太不公平了”。[4]p150王尔德用这些妙趣横生的调侃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古灵精怪的
十八岁少女。因此可以看出，通过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俏皮话，王尔德不仅赋予了女性们鲜灵活泼的形象和张扬不羁的个性，也展现了她们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独特思想和要求表达自己的自我意识。
其次，她们大胆热情，敢于表达自己并主动追求理想。在《第二性》的“神话”这一部分，波伏娃指出，女人之所以成为神秘的他者，原因在于男性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这使得女性永远无法定义自己。[1]p269因此，女性要想获得自我意识，就必须取得话语权。在本剧中，女孩儿们不仅没有像传统女性一样“等待情人的感激和夸奖” [7]p610，而且比男性更加大胆而且主动地表达爱追求爱，这正是她们争取话语权，表露自我意识，进行自我设计的表现。同时，她们积极主动的态度也是王尔德进步女性观的重要体现。作为伦敦上流社会富家小的关多琳面对爱情时表现得咄咄逼人。当杰克向她坦露爱慕之情时，不等杰克说完，关多琳便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对杰克的爱意，“我还时常希望，至少当着众人的面，你会表示得更加露骨。你对我，一直有一股不能抵抗的魅力。甚至早在遇见你之前，我对你也绝非无动于衷。”[4]p137而在杰克向她求婚时，她坦言自己“下定了决心”嫁给杰克。当巴夫人质问关多琳私下订婚是“这是什么意思”，她依然能平静地告诉母亲“没什么，妈，我跟
华先生订婚了。”[4]p178因此，在这一波三折的求婚中，关多琳面对母亲和情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掌控着整个局面，自信地表明爱，热情地追求爱情理想的实现，她是王尔德塑造的反传统的自尊自强的“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在《不可儿戏》中，王尔德也借杰克之口赞美这样的“新女性”，“真是个有见识有头脑的女孩子！这一辈子只有这女孩子令我喜欢。”[4]p148这正是王尔德对女性独立自主人格的赞赏和支持。涉世未深的乡间女孩西西丽在追求爱情时也同样得热情主动。在剧中，亚吉能称她为“一朵粉红的玫瑰”，而这个玫瑰一样的女孩儿在本剧中也是一位不羁于传统的新女性。她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想象世界中，尽管监护人杰克总是描述自己虚构出的弟弟“任真”恶贯满盈，但她依然在想象的世界中爱上他并期待这位“任真”的到来。而当亚吉能假扮的“任真”出现在她面前并要向她求婚时，西西丽则抢先一步的说出在自己想象出的浪漫世界中，二人早已恋爱而且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她向亚吉能坦白，“我们都已经订婚三个月了…是今年的二月二十四号…你对我这个人一无所知，真把我烦死了，我便下定决心好歹要把这件事了结，自我挣扎了很久之后，我便在这课可爱的老树下许给你了。第二天我就用你的名义买了这只小戒指；还有这只打了同心结的小手镯，我答应了你要永远戴着。”[4]p163看到自己的监护人杰克不同意她与亚吉能的婚事并说明她只有到三十五岁才可以结婚时，西西丽斩钉截铁地表示“办不到”，以此表明自己
一定要立刻与亚吉能结婚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西西丽像关多琳一样热切的追求爱情，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她们的大胆和主动使她们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幸福。
这些栩栩如生的“新女性”形象植根于王尔德的生活经历，王尔德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当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受她们的影响，王尔德也成为女权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曾编辑过《妇女世界》，而且“倾注了不少心血，使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刊物。”[11]p109由此可见，相比较同时代的男作家，王尔德理解并支持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要求，并以文学家的特殊身份支持女权运动，因此，他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皆“闪烁着女权主义思想，是当时女权形象的反映。”[11]p106在《不可儿戏》中，关多琳和西西丽等女性人物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她们机智活泼，个性十足，思想开放。在爱情到来时，她们一改当时传统女子被动等待的局面，像男子般热切地表达着对爱的向往，主动地追求所爱之人，王尔德通过塑造这样一具有男性性格特征的女子，展现了他对理想女性的追寻：“知性，自主和反叛”[12]p3。因此，通过对这类理想女性的描绘，王尔德向世人传达了自己进步的女性观，即反对束缚女性，期待女性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拥有独立意识，进行自我设计。
二．对宽容的女性的赞赏—独特的女性观
王尔德女性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他不仅宣扬女性的独立自主，也注重女性对家庭稳定的维护。对于家庭与女性的关系，波伏娃认为，家庭困住了女性，使女性无法获得“自我”，她说“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1]p645所以，女性要摆脱家庭的束缚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女权运动兴起的十九世纪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鼓励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在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真正的独立。而在王尔德看来，女性一方面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女性和家庭是不可分离的，女性不仅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庭稳定幸福的关键”[10]p135 ，而女性实现家庭稳定也是要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家庭的稳定，王尔德认为这取决于“被男性关爱的女性应该如何处理现实问题”。[10]p137 因此，王尔德的每一部戏剧都分外关注女性如何以宽容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在他的五部喜剧中，每一部几乎都是关于女性怎样处理丈夫或恋人的过失，而每一个女性总能以宽容的态度原谅他们，使得家庭矛盾得以解除。因此，宽容的女性“成为促成戏剧成为真正喜剧的决定力量”。[5]p95
在《不可儿戏》中，两位男子杰克和亚吉能假扮“任真”博取了两位小关多琳和西西丽的爱，然而，他们的谎言在无意中被两个女孩儿识破，作为受害者，女孩儿们会失望愤怒乃至终结这场恋爱。但是，在这出戏剧中，王尔德用了夸张的手法让她们仅仅三言两语便宽容地原谅了犯错的男子。正是两位小“有意扫开”男子的错误，才使得他们的爱情最终走向圆满的结局。在这部描述未婚女性恋爱故事的戏剧中，王尔德认为“即使恋爱中的女人,待人处事也不能太严厉,应该懂得宽容,善于原宥一切人,否则,幸福的婚姻也许会化为泡影。”[10]p137
王尔德提倡女性宽容品质的独特女性观源于他对维多利亚道德观和女性生存状况而形成的观察。维多利亚时期，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视。然而，当时的社会道德素以绝对的严肃认真著称，它“常常是残酷的,不留情的,苛求的,这三种性格,使其带给人们许多痛苦。它对不听命令的小孩和犯了过失的大人,是毫不宽容的”[9]p57，这种过于严苛的道德观使得许多家庭在遇到问题时变得危机重重，为解决这种危机，王尔德提出以女性的宽容化解一切矛盾。他的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女性的实际处境提出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尽管相对自由，但她们仍然没有真正解放，大多数还没有独立的社会职业和固定的经济收入，家庭
仍是女性的人生归宿和理想寄托，家庭的稳定对于女性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脱离家庭，后果无非就像娜拉出走后的结局—“不是堕落，表示回来。”因此，基于对社会道德观和女性实际处境的考虑，王尔德认为女性可以在那维护家庭稳固的过程中提高地位，实现价值。当如关多琳和西西丽一样的“新女性”摒弃旧式的苛刻道德观，而以宽容的态度面对爱人的错误时，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便会存在的长久，这一方面使女性们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顺应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正是通过对大度的女性的赞扬，王尔德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强了女性的重要性。因此，在重视家庭道德而家庭又是女性理想归宿的维多利亚时代，王尔德通过在剧中赞赏宽容的女性，突出她们维系家庭的关键作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体现了女性对社会道德的维护作用，进而也彰显了女性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推动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她们的进一步独立解放，有利于她们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与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对女性宽容的强调既是王尔德的唯美主张，同时也是他从实际出发形成的独特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