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50年，也是经历了多种失误，受到多种挑战的50年。我作为
一个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根据个人回顾,
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对我们哲学界同仁有一点参考
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
1949—1966年是我国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
设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
期，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哲学的面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也有
不少的失误。
(1)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地位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其理论形态最初是历
史唯物主义，到30年代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
最初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流传，后来在解放区公开传播，但
在国民党统治区则被打入地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
会受到镇压。全国的解放立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
从革命人民的哲学上升为国家的指导哲学思想。它不仅在各大
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而且得到全社会的推崇。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50年的回顾
□黄楠森
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出版和党中央、本人的提倡，使全国几度出现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即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性而忽视它的科学性，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忽视它的学术性，加之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作祟，它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被大大地削弱了。这种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地位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有一些人对它的推崇多少带有赶热潮的成分，并非真正服膺于它的科学性。这就埋伏下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原因。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性从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按其性质，它当然易为人们所理解，不像其他现代西方哲学那样
晦涩难懂。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具体条件的问题，这就是它的中国化和发展，即采取中国人民熟悉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并增加一些适应中国条件的新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它中国化和发展的过程。的“三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发展的典范，对中国专业哲学家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专业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发展所起的作用。50年代末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6校各自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和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科书均以苏联30年代初的体系作为大的理论框架，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的理论贡献。这个理论形态当然还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类型，但它有明显的区别，对苏联体系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其中包括了中国哲学家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贡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但是，应该指出，从学科建设来讲，中国哲学家未能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出发来科学地建构它的体系，未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未能建构出与20世纪科学水平相适应的崭新的哲学体系。
(3)关于若干哲学问题的讨论。从50年代到60年代有过五次哲学问题的规模较大的公开讨论或批判，即实用主义批判、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或“抽象继承法”批判、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讨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这五次批判或讨论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当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活跃，不同的观点互相比较，互相辩论，每次讨论均使大家认识有所深入，分歧逐渐消解，确实收到真理愈辩愈明之效。例如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经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中尽管包含阶级利益的对立，矛盾的性质还是可以转变的。又如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经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为绝对的对立。
第二，当自由的讨论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真正的讨论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没有答辩的讨伐。那时所说的批判是在一定的指示或授意下对某一个人或某一观点起而攻之，批判者的批判不完全出自本意，被批判者毫无辩解的权利。通过批判，不但不能说服被批判者，也弄不清真正的是非曲直，因为结论是已经定下了的，批判不过是理由来证明其“错误”而已。由于被批判者往往是正确的，或至少有正确之处，而批判是要证明其完全错误，于是批判者只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夸大，或者索性歪曲被批判者的原意，甚至虚构某种观点以便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当然，这决不是说，对错误的观点或理论根本不能批判，该批判的还是应该批判，但批判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
第三，学术或理论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随便给学术或理论问题下政治反动的结论，即所谓“政治上纲”，学术研究就终止了。学术，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同政治当然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也并不是绝对分不开。只要是学术或理论问题，总可以讨论其是非，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必要
追究其政治意义，一旦同政治挂钩，学术讨论就终止了。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也太深刻了。
值得一提的是除这些比较活跃热闹的讨论批判而外，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行过一些安静的搜集资料、翻译、诠释和研究的工作。没有这些静悄悄的扎扎实实的工作，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也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其他哲学领域，如中外哲学史、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科技哲学等哲学学科虽然比较专门，研究者比较少，但它们离现实生活远一点，受干扰也少一点，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比建国前面貌大为改观。
(二)第二阶段
1966—1976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陷入极度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表面上举得很高，实际上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没有发展，而是备受曲解和践踏。上面谈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障碍，一是单方面的全盘否定的“批判”，一是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把二者都发挥到极致，在此情况下当然就没有任何学术讨论与研究可言了。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被分配从事教学工作，学校又开始有些学术内容的教学活动。特别是1972年周总理指示恢复系统教学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部分教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虽然后来周总理的指示被诬蔑为“右倾回潮”，这个工作仍然继续下去了。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础学科建设工作，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估计全国各地像这种静悄悄的
集体的或个人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以全国之大，总还有“文化大革命”的锋芒达不到的地方，总还有人从事认真的学术工作。当然，这种成果在当时是发表不出来的，甚至不敢公开出来，能够发表的只有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论著，只有批判他人或自我批判的论著。但物极必反,“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极左路线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终结，中国的学术界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学哲学用哲学(三)第三阶段
1976—1999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也是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时期。20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研究与讨论显示出勃勃生机；与此相适应，全国各省市的理论刊物大量涌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之多、研讨之深入、创意之新颖，不但建国前无法与之相比，建国后也难望其项背。就哲学讲，各门哲学学科都出现繁荣景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其中讨论和研究最热的学科。我认为规模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讨论有以下几次:
(1)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但这次讨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政治目标实现以后，哲学界又深入研讨了实践标准理论本身的问题，发表了不少不同意见。如果说，在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
上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在如何用实践来检验的问题上，分歧就很多了。对其中若干问题，学者们至今仍有意见分歧。
(2)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萌芽、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焦点。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人道主义被全盘否定，在改革开放之后它被提出来重新评价是很自然的。经过讨论，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观点被否定了，但在如何评价上发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即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否定了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因为这种人道主义是唯心史观。我认为把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区分为伦理原则和历史观两个方面是人道主义史上的一次理论突破，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
(3)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从未否认过人是主体、人有主体性，但我国过去曾经有过把主体性或主观性等同于主观主义的偏向，因而忽视了对人作为活动主体及其主体性的研究。这次讨论无疑是很有理论意义的，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争论发生在如何评价主体性原则，是否应该用主体性原则来改造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成为主体
性哲学。对这个问题至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4)关于价值论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又是由主体性问题引发的。因为主体性中必然包含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否定价值，但把西方价值论完全看作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从而就忽视了对价值论的研究。价值论问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弥补了学科建设的空缺，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首先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它就是实践的唯物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以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实践；第三种观点认为它就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其次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三种观点主张以它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列宁和苏联哲学家的哲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以“实践唯物主义”命名的专著，讨论将长期进行下去。
(6)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许多讨论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就涉及一系列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处于什么地位?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与联系怎样?它有什么原理原则?它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思想体系怎样?它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涉及究竟哲学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知识部门?如果是，它的对象是什么?它与其他知识部门的关系怎样?……关于这些问题，观点十分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一致。但显然可见，如果这些问题解决
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都将大为改观。
(7)关于部门哲学的研究。部门哲学最早常称应用哲学，指把一般哲学原理应用于某一部门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精神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认识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由于应用哲学又可以理解为以哲学的应用作为研究对象的单门学科，上述哲学还是称为部门哲学好。这是一项庞大的研究任务，从事这种研究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种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少的。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下面谈谈比较热门的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人学的研究。许多哲学上的争论、许多实际的社会问题都涉及人，很多学者都逐渐意识到建立一门科学来对人作综合研究的必要，这就是人学或人的哲学。因此,80年代以来，关于人学的讨论和论著逐渐多起来。但人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它同哲学以及各种社会科学的关系怎样，它的原理和原则有哪些，它的体系怎样，都存在着意见分歧。无论如何，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对它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二是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文化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问题。中西文化的关系怎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怎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怎样?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文化界关于文化的理解也有很多分歧：文化是什么?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怎样?文
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由于理论上有分歧，在现实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区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明确把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除以上7个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讨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哲学基础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仅仅这样回答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理论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哲学家们也在研究运用了哪些具体的哲学原则，并在运用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哪些哲学原理。大家研究得较多较深入的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矛盾规律的创造性运用，社会发展理论，价值理论，等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当代形态，其哲学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但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论著和党的文件中，或蕴藏于各种非哲学的论断中，这就需要学者们加以搜集、挖掘、梳理和系统化，这项工作过去已获得很多成果，今后将继续下去。
以上所列远不是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已可看出其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形势的挑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诚然不能归罪于哲学，但哲学怎样从原有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适应下一个世纪
形势的发展，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二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国内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有很大的发展，哲学如何从中提炼出新的哲学原理从而丰富自己，并进一步发挥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三是国际国内哲学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其中既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攻击，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批评和创意。这些挑战都要求建构与世纪之交的时代性质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形态。为了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根据50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想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妥善处理。
第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同时又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世界观上的反映，因而又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它的二重性，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前30年的偏向是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损害了它的科学性，后20年这种偏向基本上得到纠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但在一些地方另一种偏向，即淡化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的偏向，也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要对学术研究进行不适当的干预，避免重蹈前30年的覆辙，但也应时刻记住哲学的意识形态性。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与现实哲学问题的研究正确地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关注现实的哲学问题，要为现实生活服务，但它又是一门科学，也必须进行学科建设，此二者不可偏废。二者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互补的。前30年轻视学科建设，使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后20年学科建设是加强了，但由于问题的难度大，至今成效还不很显著。今后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加强，而且应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将会大大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第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方面也要辩证地结合起来，特别应该强调专业哲学家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总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因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东西就会过时，这就需要发展；但它又是科学，其基本观点是不会过时的，这就需要坚持。前30年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理论界强调坚持而忽视发展；后20年发展得到了重视，特别是由于“双百方针”得到了认真贯彻，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大量涌现，这是必要的，当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已经足够了，但也不能忽视存在否定坚持的偏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是永恒的，是推不翻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和外部都应该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百家争鸣”是党的繁荣学术的方针，百家者百个学派也，显然马克思主义以外无疑是存在众多学派的。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学派。前30年只承认两个学派，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学派，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学派是以学术观点来区分的，不是以阶级立场来区分的。后20年不再有人持这种观点，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一个学派，言外之意是否定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诚然是一个学派，但在中国它不仅是一个学派，而且是一门科学，一个制度(社会主义)，一个党派(中国共产
党)，一个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理论是它在中国当代的表现形态或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内部是否应该允许存在学派?我认为应该允许，因为总是有些新问题不断出现，在新问题解决之前总有不同观点，如果观点形成不同的体系，学派就出现了。学派之间的争论对于问题的解决与科学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问题解决了，学派可能就消失了。至于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都反对，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就另当别论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周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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