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nj 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4月第41卷第2期
Apr. 2021Vol. 41 No.2
光未然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述论
陈燕桦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401331)
［摘要］抗战期间，光未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动而辗转多地进行朗诵诗的宣传与推广，其中以武汉、延
楚、响亮的词汇，使诗歌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性。纵观光未然战时朗诵诗创作实践的整体历程，不难发现，
光未 然所主张的“诗歌与音乐的结合”的朗诵诗学理念，实则是其一以贯之的整体精神和特，最终目的是为了实
现诗歌的大众化。
［关键词］光未然；朗诵诗；朗诵诗学理念；抗战时期
［doi ］10. 19575/i. cnki. cn42 —1892/g4. 2021. 02. 00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光未然，本名张光年，湖北光化县人
(现为老河口市，该市位于汉水中游东岸)， 自少年时起便活跃在革命民主运动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光未然先后担任《剧
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 会常务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起落沉浮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峥嵯
岁月。纵观其一生，其实他首先应该是一
位革命诗人。光未然不仅深谙抗战诗歌的
创作，起初以悲愤感人的《五月的鲜花》走
进了民众的视野，而后创作了气势磅礴并
传唱至今的《黄河大合唱》；同时，他也是擅
长诗歌朗诵的好手，抗战期间经常在众
集会上公开朗诵。
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与救亡音乐之间具
有极大的共通性，特别是在韵律节奏上。 当时，强调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成为众多诗 人的共识，如高兰、穆木天、胡风、老舍等人
都曾作过相关的论述和倡议。对诗歌和制 曲有着独特敏感的光未然，从一开始就注
［文 章编号］2096—3734(2021)02—0007—06
意到诗歌与音乐结合的重要性，也有着自 己独特的看法。现阶段，朗诵诗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逐渐被边缘化，对
光未然作为朗诵诗人的介绍大多只是稍有 提及甚至忽略不提。故而，我们应该重新
定位光未然战时朗诵诗的价值与意义。本
文试图从抗战的时代大背景出发，梳理出 光未然抗战时期有关朗诵诗的活动历程，
并从中窥探光未然的朗诵诗学理念，把握
朗诵诗与诗歌大众化之间的联系。
一、光未然与抗战时期的朗诵 诗、朗诵诗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及中国诗歌
会就已开始提倡“大众朗读诗”，但在当时
并未引起文艺界足够的重视。随着抗战的
爆发，文艺如何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以快速
有效地宣传抗战，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亟
需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时代气候下，朗
诵诗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被大力提倡，在
［收稿日期J2021-02-21
［作者简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2020年度开放性课题研究项目“光未然在抗战时期的创作研究"(20KZY03)。
［基金项目］陈燕桦(1994-)，女，广东云浮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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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上呈现出异常蓬勃的气象。因而，朗诵诗运动也随之而来。光未然作为朗诵诗人体中贡献较为
突出的一位，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有朗诵诗的相关创作，之后更是诗作迭出，其中既有应时而生的急就篇章，也有苦心孤诣的宏篇佳作，在那高旷的笔墨和质朴的诗行里充溢着战斗的激情。抗战期间，光未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动而辗转多地进行朗诵诗的宣传与推广，其中以武汉、延安、重庆、昆明等地为主。故而，在某种程度上，透过光未然的朗诵诗创作实践，我们可以窥见战时朗诵诗发展的概况甚至全貌。
（一）武汉延安时期
在抗战未全面爆发之前，光未然就已开始抗战救亡音乐歌词的创作，如《五月的鲜花》。将诗词与歌词结合而成为“歌词诗”，可以说是光未然区别于其他朗诵诗人重要的个人特。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朗诵诗运动首先在武汉爆发，加之“中国全国歌咏协会”的成立也带来了抗战救亡音乐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诗歌大众化的发展。光未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领先在《大公报•战线》上刊载歌词诗，推动了歌词诗创作的有效展开，其后在延安写就的《黄河大合唱》无疑是歌词诗创作的杰出示范。笔者认为武汉延安时期奠定了光未然朗诵诗创作实践一以贯之的精神与特，昭示着光未然此后朗诵诗活动和创作的精神生长点，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二）重庆时期
由武汉掀起的朗诵诗运动潮，很快便扩散至全国多个地方，形成了多个朗诵诗运动的活动中心。武汉
沦陷之后，陪都重庆顺接了武汉此前朗诵诗运动的热潮。1939年9月，光未然来到了重庆，期间经常出席“文协”组织的诗歌晚会，协助“文协”筹组“诗歌朗诵队”。臧云远在《雾城诗话》中回忆诗歌朗诵队的情况时，评价光未然是朗诵队“无形的艺术指导，朗诵示
HJSFXYXB8范”光未然后来的自述也提供了一些信息：“我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以'文协'为的'诗歌朗诵队'的活动上。朗诵队主要从事革命诗歌的传播，是个非常活跃的业余团体，我任队长，徐迟是副队长，队员中有臧云远、高兰、常任侠、方殷、柳倩、王亚平、李嘉等，还有张瑞芳等几位话剧演员常应邀参加演出活动。我们经常到中苏文化协会去吟诵，那里有些茶座和可供吟诗的不高的小台子，观众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听朗诵，全场能够容纳三五百人。我们经常朗诵的诗篇有高尔基的《海燕》、马雅可夫斯基的《好！》、艾青的《火把》以及我的诗作《屈原》等。”⑷心"
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朗诵诗的影响力，光未然与高兰、方殷等倡议发起成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日（端午节），光未然在第一届诗人节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屈原》一诗。该诗与《诗人节宣言》中所主张的要“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的精神两相契合，听众倍受鼓舞。长诗《屈原》作于1940年6月，在端午节前夕写成。唐铁、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对光未然的《屈原》有所评价，认为该诗“在热烈歌咏爱国诗人屈原的诗行里，寄寓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妙（三）昆明时期
昆明朗诵诗运动的高潮发生在抗战后期。较之此前武汉、延安、重庆的朗诵诗运动，处于抗日战争后期的朗诵诗运动不仅具有对外抗日救国的性质，而且融入了对内反蒋争民主的内容。由于与闻一多、李公朴等人相熟，再加上曾经在武汉、重庆、延安的活动经历，此时身处昆明的光未然，不忘身为革命诗人的身份和责任，再次活跃在昆明的朗诵诗运动中。例如1944年10月9日，在西南联大“新诗社”半周年纪念朗诵会上，光未然朗诵了《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一诗。1945年5月2日，光未然出席由新诗社举办的朗诵会，朗诵自创的长诗《民主在欧洲旅行》以及艾青的《火把》。
光未然在会上的示范朗诵颇具诗人气质，情绪积极昂扬，在相当程度上把现场推向了高潮，给予听众极大的精神鼓舞，从当时在场听众留下的文字记录也可感知一二：“我还记得'五一'歌咏晚会上那首《黄河大合唱》所给我的印象，我也还记得'五二，晚上学诗歌朗诵的晚会上光未然先生朗诵的《民主在欧洲旅行》那首长诗……,,W35
二、诗歌、音乐与光未然的朗诵诗学理念
抗战期间，诗歌被文艺界普遍视为抗战的有力武器，光未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在一个大的斗争到来的时候，往往是诗歌活跃的最好机会。这不但由于诗的本身是一种最热情，最富煽动力的武器，还由于那大的斗争场合往往是革命的罗曼蒂克情绪最旺盛，最炽热，最需要诗的发泄和慰安的。”邱一5在诗歌的诸多形式中，擅长写歌词诗的光未然大力提倡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他在《五月花》后记中说：
“我写诗很少，却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在我看来，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我自己练习写作，就大体上本着这个信条。所以，碰到听起来不清楚、不响亮的词汇，虽美弗收；而听起来比较有效果的字眼，虽粗弗改。”⑷询可见，他主张诗歌的听觉化和音乐化，并借此促进诗歌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发展。
可以说，对于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和锻造是贯穿光未然朗诵诗创作的支点，也是他观照社会现实与呼应诗歌艺术之美的结晶。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光未然就对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进行探索与思考，在这个总的诗学理念下包含了诸如内容、形式、情感等方面的主张。具体地说，关于光未然朗诵诗学理念的追索，需要建立在对其歌词诗创作历程的整体回溯上。
（一）内容上：抗战救亡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光未然就以抗战救亡音乐作词者的身份走进民众的视
野，他认为“诗歌与音乐的携手，即歌曲的制作，将要给诗歌开辟一条发展的大道”。邸51936年5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同时又向华北进军，光未然于汉口创作了可朗诵可咏唱的《五月的鲜花》，一经谱曲便成为著名的抗战救亡歌曲。有关这首歌词诗的创作情况，光未然在《新学识》1937年第1卷第9期载文说，“这个歌是我在去年五月为汉口'拓荒剧团'所写的一个独幕剧《阿银姑娘》的序曲，原名《五月花》”，“我不知道这一首很平凡的歌何以会流传到东北和太原而且感动了那么多热情的
青年，我更不知道在辗转传诵的过程中何以会铺展出那么一段凄厉悲壮的故事来。”⑷从光未然的自述可知，《五月的鲜花》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者本人的想象，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民众的热望和时代的感召，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首歌词诗的内在生命力。
《五月的鲜花》的成功传播，可以说是光未然朗诵诗创作的开端，在内容上明确地定位为抗战救亡，这进一步激发了光未然对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探索与思考。学者刘可兴认为：“《五月的鲜花》的作者是在当时时代浪潮的激荡下抒写自己的诗篇的。诗歌在人民众中所以引起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它表达了广大人民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说出了人民众长期压抑在心中的
话，它鲜明地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伽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光
未然试图借助诗歌向众传达这个时代的
感情波动的迫切愿望。
（二）形式上：歌词诗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创作的
抗日救亡音乐打开了光未然朗诵诗学理念
探索和实践的第一扇窗，那么在全面抗战
爆发后的抗战歌咏运动无疑是其朗诵诗创作持续发力的重要站点。1938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成立大大激发了光未然朗诵诗创作的热情，在诗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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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他致力于以歌词诗的特殊方式推广朗诵诗。他认为歌咏运动在民族战争中给予了大众一个内心痛苦的发泄机会，“今日的歌咏运动，是配合着伟大的救亡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奇葩；它是救亡运动的一环。”⑷因此，早在1937年9月20日，光未然就于《大公报•战线》第4版上发表了歌曲词《抗日合唱》，其所呐喊宣扬的“起来！全中国的同胞！把抗日救亡的旗帜，高高举起！起来，争自由的奴隶！把压迫我们的枷锁，快快打碎！”何感染力之强烈，表达了抗战的激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在众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在《抗日合唱》的篇末，他附志征求作曲家制谱，以诉诸听觉的艺术形式扩展朗诵诗的传播力度，主张诗人与作曲家应该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而随后的《黄河大合唱》，无疑是他交予大众最好的答卷。
1938年春，为配合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光未然担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干事会的干事一职，主持抗敌演剧队的工作。同年10月30日，受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派遣，他带领演剧队第三队到宜川壶口下游，渡过黄河深入晋西一带的吕梁游击区进行抗日宣传。在途经陕西汾西时不慎
坠马，致使左臂骨折，并在担架上再渡黄河。正是吕梁游击区的抗日宣传活动以及二渡黄河的经历，为其后《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诞生于1939年的声乐艺术巨著，首先脱胎于光未然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后因冼星海和抗敌演剧队第三队队员的建议，将长诗改成了八首乐章。
1939年3月U日，在延安交际处一个大窑洞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光未然感情热烈地高声朗诵了《黄河大合唱》四百多行的歌词。朗诵会的在场者及《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的见证人乌卩析零，在《〈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一文中对此次诗歌朗诵会有生动的记述：“四百多行的诗句，25岁的青年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
HJSFXYXB10到底，我们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一片安静，这是多么美好的艺术享受！顷刻，我们似乎都醒了过来，掌声响彻全窑。掌声中，星海同志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⑴珈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幕啊！从《黄河吟》到《黄河大合唱》，“诗人交班、作曲家接班”⑴珈无疑是朗诵诗与抗战歌咏合流的杰出示范，是诗歌与音乐的成功锻造。
其后,1939年4月13日，光未然于陕公大礼堂的音乐晚会上亲自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他身披黑的大半身长的大蹩，遮住了他因伤扶着棍杖的形象，因而诗人显得那样的英武潇洒。随着吟诵的节
奏，他挥动单臂。吟诵者高吟低哦，速度有张有弛。听众席上一片安静，个个倾耳谛听。心情随着吟诵的声调，上下起伏，随着诗句，走进诗中描述的情景。听众们陶醉T o wE11]51可以说，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成功演出和传播，不仅在中国歌曲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为诗歌大众化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与借鉴的路径。
（三）情感上：“壮美”的诗学观
光未然在《诗的美学尺度》一文中提出“壮美”的诗学观，不仅相当精确地阐述了其朗诵诗学理念的精髓，而且可以说是对其“诗歌”和“音乐”结合的朗诵诗学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光未然认为：“壮美的时代需要壮美的情操。诗人的感情要宏大，声音要响亮，要压倒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事实上正在杀害一个民族的前途。诗人们只要是有良心的，不应该帮助那种有害的情绪的滋长……诗人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倘受难的人民只有叹息，则不如无声。倘使愤怒变成了呜咽，热骂变成了冷嘲，一个民族的前途也便无望了。”⑴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诗人认为透过诗歌传达出来的感情应该是壮美与宏大的切磋与寻求，这一
诗学观正体现了光未然歌词诗创作一以贯之的终极诉求——致力于诗歌的听觉化和音乐化。这对于今天的诗歌繁荣无疑仍具有借鉴意义。
（四）最终目的：诗歌的大众化
在推动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过程中，他对歌诗的质量提出了要求，但显然更注重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随着歌咏运动的量的发展，质的提高也是很需要的，那些形式较复杂，内容较深沉，分量较重大的歌曲，也应该渐渐地产生出来；不过比起歌曲之通俗化来，这还不是最切要工作罢To wE5]26也确实唯有如此，方能调动起战时文艺的最大能量，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大众的。这也是光未然主张“诗歌与音乐的结合”的朗诵诗学理念的最终目的。
1940年1月，光未然出席了《大公报•战线》开展的诗歌座谈会。在诗歌座谈会上，光未然指出：“大众的诗歌一定是朗诵诗，但朗诵诗则未必都是大众的诗。朗诵诗更进一步的活用，就是诗与歌的交流。诗可以有韵无韵，但大众的诗则必须有韵，必须注意音节的谐和，这也就是文学与音乐的接合。”曲随后，1940年5月，光未然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再次强调诗歌与众的结合，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我们的诗歌要走到众中间去，我们的朗诵诗歌和朗诵运动，在今后将要得到大规模的开展，而且更进一步和音乐结合起来，创造出能够和广大众见面的新形式”广加可见，光未然秉持的“文学与音乐的接合”的观点，与其在武汉推动全国歌咏运动的发展时的主张具有绝对的延续性与一致性。因此，对于歌词诗的倡导，与其说是光未然某一阶段的主张，不如说是光未然朗诵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整体特。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中谈及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在致孔罗茹的信中说：“光未然之长文及座谈会诸公之高论，大部分皆与鄙见相合o WE15]222无独有偶，在诗与音乐的结合方面，
黄河的诗歌老舍也有如出一辙的看法：“抗战后歌曲最先出风头，诗与歌接近，歌更受音乐左右，于是诗亦以音乐为条件之一。因歌之成功，诗便向音乐走了来，同时为了宣传，诗必不能只顾到看，而忘了听。特别是在教育不发达的中国必须诵给大众听。抗战中看到这需要，而且诗在接受音乐上也容易，所以诗就容易有成效o WE16]56°对于诗歌的大众化路径的探索，可以说是战时大环境下光未然他们同代人孜孜碇碇的追求与努力。
三、光未然抗战时期朗诵诗的贡献及影响
抗战时期，光未然朗诵诗在广大众中得以传播开来，主要得益于两个途径：一是将诗词谱曲，之后为众传唱；一是在众集会中公开朗诵，之后为众熟知。毫无疑问，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首先，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中，光未然参与、推动了多地的朗诵诗运动，从引领潮头的武汉到革命圣地延安，从革命圣地延安到陪都重庆，从陪都重庆到抗战后期相当活跃的昆明，这些地方无一不留存光未然的身影和足迹。纵观抗战期间光未然所组织、参与的朗诵诗运动，不难发现，他的革命目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内实际形势的变动而呈动态式的变化，比如抗战后期在昆明时就在抗日的同时融入了反蒋的内容。因此如前所述，透过光未然朗诵诗的活动历程，我们可以窥见战时朗诵诗发展的概况甚至全貌。
其次，在朗诵诗学理念的倡导上，光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大力提倡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对节奏、韵律有着独特敏感的光未然，引领了抗战时期歌词诗创作的风气，创作了诸如《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新时代的歌手》《游击队进行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广为人知的歌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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