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儒商的“崇儒重仕”的文化情结董思逊
发布时间：2021-11-04T04:20:08.025Z  来源：《当代教育家》2021年19期作者：董思逊[导读] 在封建社会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士农工商”，中国是商人地位一直排在最后的国家。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摘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士农工商”，中国是商人地位一直排在最后的国家。在“重农抑商”的阴影下，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往往较低，商人角的出现大多很不完整，也不全面，或者是负面存在，但是随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了，商业随
之发展，很多作者随着社会产业环境的发展，对于商人这个体的注意力也不断增多，逐渐有很多商人形象重点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儒林外史》就是其中的经典著作。《儒林外史》是一部受欢迎的小说，里面涉及许多商人，在这里对商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描写，本文也试图通过对《儒林外史》中涉商的描述，本文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崇儒重仕”的文化情结。
关键词：《儒林外史》；崇儒重仕；文化情结
一、有政治立场——忧国忧民，儒士担当
（一）儒商——儒士和商人的结合即为“儒商”。
“儒商”这个概念，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形成的。“儒贾”是当时准确的称呼。在此之前，传统上以出身高低为先，儒商是儒道与贾相结合的新模式。而明清时期也率先证实了“儒贾”现象的存在。
《儒林外史》中，儒商的代表人物有王冕、倪霜峰、鲍文卿、庄濯、万雪斋和宋为富和方杓兄等人。
在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千多年里，士农工商的排序是什么深扎根在人们心里的。“儒”一直是正统。“礼治”“德治”也是所倡导的基本政治立场，而商人作为社会的底层，也希望得到认可，而排名最后的“商”，是怎样与排名第一的“士”结合起来的呢？
（二）其经营哲学和管理哲学继承和实践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商人是有“两面性”的，在明清时期，大多的商人，是具有农和商，两种属性的。很多人一开始是农民，有的是迫于生计，也是为了得到更多土地，开始自己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就算是“最高层的仕”和“最底层的商”，对土地也都是有极大的热忱和兴趣的，《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听人闲聊，引出危老先生出场。原文借胖子之口说：“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接着从瘦子口中又听到，县太爷是危老先生的门生。其实从这里可以得知，其实人们的安全感还是来源于土地的，走了仕途，但是仍然要买土地，最上层排序最为靠前的“士”，都是这样，更何况是排在最低阶层的“商”，亦是如此。《儒林外史》中，很多儒生考中以后，都是先买宅院或者土地，是因为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影响而造成的。有土地就有安全感。
一些人农转商，或者是被迫的从事商业活动，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骨子里，还是尊儒重仕的，也都愿意成为文化人。很多儒生当了官之后，都有家国情愿为当时的朝廷效力。忠义仍是他们的价值选择。
二、儒商的价值选择
儒家信奉“仁、义、礼、智、信、勇、诚、恕、忠、孝、悌”。
“穷则独善其身”，《儒林外史》中鲍文卿虽然是一个戏子，却有着一般人所不拥有的高尚品质，他身份低贱，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他遵守当时的礼法制度，他靠唱戏赚钱养家糊口，他所赚的钱都是辛苦钱，都是干净的钱，所有的朋友也是品质不低。但是，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开始兼济天下。当他回到家乡南京，整理故业，重组戏班，由此结识了倪霜峰。这倪霜峰本是个秀才，却“一日穷似一日”，他自己以修乐器为生，他给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卖到州外地去了，家里只剩得十六岁的小儿子，将来也要卖与人去，还是一条免于饿死的生路。
鲍文卿为倪霜峰着实伤感，踌躇再三，大着胆子说道，让倪霜峰将老儿子过继给他，然后给倪霜峰二十两银子，还答应倪霜峰将孩子抚养他成人，而且让孩子逢时遇节，还来看他，如果将来倪霜峰身体好了，将孩子要回，也可。
鲍文卿过继了倪廷玺，视如己出，两年后倪霜峰去世，又是鲍文卿替他料理后事，还叫倪廷玺去披麻
戴孝，送父入土——这一番义举，鲍文卿做起来平平淡淡，没有丝毫夸张，然而细想起来，每个环节都令人赞叹，令人感动。
“先儒后贾”，是明清儒商之构成。可以理解为，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首先从文化人变成了商人。但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仍坚守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是“贾而好儒”。而鲍文卿是个义士，以一介优伶，身份卑微，甚至受人轻贱；然而一生事迹，却颇多君子之行，处处为圣贤之言存照，当得起一个“义”字。义民鲍文卿，业贵，洁身守仁，仗义行事，可钦可敬，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
三、儒商的典型形象
庄濯是儒商的一个重要形象，也记载于《儒林外史》之中，第四十一回他出现了，庄濯江为人豪爽而且不拘小节，“亦非等闲之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商：是以儒修身的真儒商，非借儒炫耀、附庸风雅的假儒商。庄濯江令人惊奇的首先是他那超乎寻常的经营天分。他从白手起家，“往来楚越，转徙经营”，挣了数万两银子，然后“才置了产业，南京来住”。他以前还拥有两个当铺，他最是敬重文人，流连古迹——所谓敬重文人，其实是敬重代代留传下来的圣贤之说。他是成功的商贾，却有满腹风雅而不带一丝铜臭，是《儒林外史》中别具一格的清新人物，也颇让清贫的读书人特别提气。
这是儒家所主张和提倡的，同时这个特点也贯穿在了儒商的整个社会活动。儒商是商人的同时，他们
遵从儒家文化，讲诚信讲道义等都能体现出这个体的特点。而且也是他们是他们主动自觉岛城的默契和契约。儒家注重整体利益，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为先。
四、地域文化的儒商情结
（一）儒商们积极投身于地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徽商就是儒商的典型代表。他们从宗族亲戚到社会大义，都体现了儒商仁爱的精神。徽州是朱熹和吴敬梓的故乡（生于安徽全椒），而徽商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体现，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也出现了特别多的徽商人物。《儒林外史》里万雪斋与程明卿对于徽商委会社会基本风俗与秩序就是一个例证。程明清之前的仆人是万学斋，但后来万学斋被救赎。但是在当时社会习俗里，购买来的奴仆一般是终身的，因此程明卿巧用这点，在程明卿儿子的婚礼上，前主人万学斋以此为据要了万两银子。其实，他们都属于徽商，当时的地方法律也并不承认他们之前是主仆。可是他们都选择了沉默和默认，还是遵从原来徽州当地的社会习俗，让这桩案得逞了。（二）徽商积极维护“士、农、工、商”的传统阶级格局。同时，徽商也没有挑战社会秩序和良好的风俗习惯。他们积极维护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积累财富时也很小心。也可以说，徽商是做生意的儒生，而不仅仅是捍卫儒学的人。它们的儒家性质大于商业性质。《儒林外史》中的徽商不仅不挑战乡绅特权，还极力维护孝道等儒家传统价值取向。而且他们尊重地方风俗习惯。例如宋为富，他作为扬州徽商，娶了当地的沈琼枝，它是按照当地习俗将沈琼枝当妾的。而且沈琼枝的父亲作为当地人，也是很清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银子拿到了之后，沈琼枝和她的的父亲沈大年，却不打
断遵照当地的社会习俗了，沈大年与沈琼枝商议之后，先去告状。但事实是宋为富将沈琼枝当妾室，是符合当地风俗的。所以作为徽商的他，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捍卫者。倒是沈琼枝他们在搞破坏。综上，徽商在是经商的当地来讲，对于社会规则，多是维护和遵守的。他们很有儒士风度，左右逢源的迎合和维护当地习俗，然后女里的融入地方社会。他们不仅仅是商人，更是儒士，这是徽商的特点，他们绝对不挑战、也不改革传统社会习俗，而是努力的捍卫和适应社会秩序和规则。
五、仁义的典型代表人物
（一）虞育德，之前中过进士，但是不在意功名，只是觉得是谋生的手段而已。后来他还当过官，却不贪图荣华富贵，光明纯正，而且虞育德不走歪门邪道。在在功名利禄面前，他是一个能够有自己的操守的正面形象人物。而且虞育德还希望，可以通过修德正身，来教化亲朋好友。他虚怀若谷，有着大海一样的胸襟，容纳着世俗的各种污浊。
《儒林外史》中，对他的刻画特别深刻，例如，他的表侄很不见外的，跟他借房子，之后他的表侄子居然没经过他的同意，就自作主张给卖了，之后还向虞育德借银子租屋住。虞育德没有生气，还给了表侄子赞助；虞育德当主考官的时候，张俊生作弊，但是虞育德为他隐瞒。
（二）有对比就可以看出，庄绍光要神秘得多。在《儒林外史》中，庄绍光的名字被提及了很多回，但是有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之感，只见其首不见其尾一样。知道他后来在作品中出来，也是简略带过，
体现了他性格特征上的恬淡。谦谦君子，儒商“礼”的一个典型代表。
庄绍光因朝廷征召一事赶往京城，在路途当中跋涉，还遇到了危险。这些情节的设计，又给他增添了些传奇的彩。
（三）杜少卿，作品中的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在吴敬梓的描写中，他的形象比很多其他人深刻得多。首先，他具有传统的儒家儒生的美德。例如，杜少卿观察孝道，正如书中所反映的：“说见过主人，狗就尊敬他。”由此可见，杜少清对父亲的养女娄的特殊尊重是有道理的。杜少卿还很忧国忧民。真正的儒士以道德教化来积极应对颓世。
可是以上都不是他最高光的性格特点，杜少卿的名士风度是作者寄托的高光人格。杜少卿根本不在乎世俗的琐碎、还有身外的功名利禄，他将就超凡脱俗的风貌，还有内在的个性，杜少卿表现出自在洒脱，而且超然于世的境界，以上都表现出了作品中单个鲜明人物的人格的追寻和顿悟。他所在乎的只是助人为乐而已。
《儒林外史》中，以上几个高光人物，都是儒家传统信条的拥护者和代表人物，也体现了商人层次的提高，以及儒和商逐渐的结合和形成。
六、儒商的人文情怀
儒商“崇儒重仕”的历史进程和进步性
（一）在明清时期商人捐资助学。
儒商捐钱教育，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儒商们让更多的文人上学，推动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当时的文人更进步。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强调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商人“崇儒”。明清商人对社会的道德教育更加重视，这促使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更多地投入到文化事业中去。继而进行教育投资。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商人开始逐渐登上了舞台，他们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社会参与度也越来越高，这些对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金玉劝周进放弃名利，放弃读书，周进尽管穷困潦倒，但是仍然一直在进行科举，到了花甲之年都没有考中进士。当时，60多岁的老学者周进走过考场，直接触碰到了自己人生的辛酸与痛苦。他突然哭了起来。金有余他们也不忍看到这个场面，于是给周进筹钱，好让周进能再考一次。有的商人说：“周公参加科举是件好事。即使周公不还我的钱，我也愿意给。”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周进有了参加考试的钱，然后他的运气改变了。这些记录反映了这些孔商的勇气和仁爱，令人钦佩。
（二）在传统价值取向上，儒家在文化上的宗旨也对商人们结交达官贵人更有帮助。商人们在明清这一时期也具有儒家风范，有很深厚的文学功底，也有助于儒商和儒士们容易到共同语言。他们开始交流交往，这不仅使商人得到朝廷的助力，而且使他们可以互相讨论如何经营。以上都对商业的发展
很有利。但是儒商无论怎么被界定，他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道德、智慧、成就这几个方面，如果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他们都不能被称为儒商。而儒士的使命也是济世安民。
明清时期，商人以儒家价值体系为导向，继而或直接或间接的获得盈余，促进了明清商业的发展和此后商业的兴起，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益民、周月亮2005《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
[2]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孝道文化[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作者简介：董思逊，1987年10月19日出生，女，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