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漆雕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
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宋荣子（即宋■）"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
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由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
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