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显学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
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
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
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
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 痤则寖益。剔首、 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
漆雕译文
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
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
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
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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