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世界
⽣为同性恋，这是⼀个事实，不是⼀个选择。那是你天⽣的样⼦。你⾯对的不是⼀个⼗字路⼝，可以⾛左边，也可以⾛右边。同样，⾝为同性恋者的母亲，也不是⼀个选择。
她们是成长在互联⽹时代之前的⼀代⼈。⼏乎鲜有例外，对于这些普遍⽣于上世纪60年代或者更早的⼥性⽽⾔，在意识到同性恋者的母亲⾝份之前，同性恋存在于现实⽣活之外的平⾏世界。「同性恋3个字，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离我太遥远了。」来⾃⼴东普宁的单亲妈妈贺荣桂说。错误观念⼤⾏其道，很多母亲还认为，那是西⽅社会某种闹着玩的时髦⽣活⽅式。
同龄⼈中不见出柜者，同性恋⽂学在她们接触到的范围⾥不存在。唯⼀的连接可能，⼤概是电影了。但即便看过含同性恋元素的电影，也不意味着什么。住在上海的妈妈朴春梅早年看过《喜宴》，对于⾥⾯男性间的接吻与拥抱，她没看懂，以为美国很开放，那不过是男孩间⼀种礼貌⾏为。
来⾃陕西⽹名「暖阳」的妈妈回忆，她曾买回《断背⼭》的影碟观看，被电影⾥恋⼈间的情感深深打动，但依据她当时的认识，同性恋是⼀种由特定环境造就的主观选择。看完电影，她的下⼀个举动就是将光碟藏在柜⼦⾥，「千万不能让⼉⼦看见，要不跟着学怎么办。」
出柜需要勇⽓，需要明确的⾃我认同，需要反复的⼼理建设，也需要循序渐进的铺垫。孩⼦在出柜前，有意⽆意释放出来的信号，母亲们会选择性屏蔽。家住东北的张菊英曾去⼴州探望⼉⼦，发现⼉⼦和室友其实是住在同⼀间房，房⾥摆着⼀张双⼈床，⼀条双⼈被。她感到不对劲，但马上⾃我劝慰，不要想太多。看到安全套，她只是想，⼤概是哪个孩⼦跟⼥⽣谈恋爱了。回东北那天，路上⼉⼦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不该被歧视，才说⼏句她就堵回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受西⽅⽂化影响太⼤？」
出柜⼀刻到来时，多数母亲第⼀反应不是痛苦，⽽是茫然。「妈妈，我是同志。」当⼉⼦对她说出那句话，上海妈妈朴春梅感到莫名其妙，她想起⼉⼦⼊了党，赶紧回答：「我也是。」
贺荣桂的⼥⼉向她捅破那层窗户纸时，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作为单亲妈妈的她，⼀向强势，⼥⼉⾃⼩到⼤，她骂的最多⼀句话是，「你⽐那个猪还笨还蠢！」但听到那⼀刻，她没有任何反应，⽬光还在屏幕上。于是⼥⼉⼀遍⼜⼀遍地陈述那个事实。她缓缓转过脸，「嗯，我知道，我知道。」⼜转回去看电视。「妈妈，你怎么没反应呢？」她并不是真的看电视，她像是置⾝于⽆法接收也⽆法传递任何信号的盲区⾥。
⼀位来⾃贵阳的⼩学⽼师——她管⾃⼰叫「豪妈妈」，将成为贯穿这篇报道的主⾓。主⾓的故事会有更多巧合与戏剧性，但抛除这些，所有的母亲的⼼路历程是相似的。2018年7⽉，在同性恋这个词像
外星飞船⼀样砸开她的世界的那个夜晚，豪妈妈经历了另外⼀场⼤哭。因为琐事和⽗亲争吵，家庭⽣活中积压多年的委屈全部涌现出来，⼏⼗年来她从未在⽗母⾯前哭过，那天竟哭了起来。
还是在长沙⼯作的⼉⼦发来⼀通开导，让她情绪好转。⼉⼦23岁，永远是那么贴⼼。话题转向别处，她问道：「过年回来吗？是不是应该可以给妈妈带个⼥朋友回来？」
「妈，可能我的想法和您不⼀样。」
「不可能要独⾝吧？」
「独⾝倒不会，」⼉⼦说，「只是会的⼈和你们的那种希望离得很远。」
「不可能个离婚的吧。即使那样，只要是合得来，都可以。」她说。
「不是。」
「离婚带⼀个⼩孩的？」她觉得⾃⼰是个开明的母亲，常理来讲别⼈不能接受的情况，她能坦然讲出来。
「不是。」
「那你不可能⼀个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吧。」猜谜游戏⾥的所有选项都试过了。「哎哟稀奇，你要什么？」⼉⼦不说话。
有个词在她脑中⼀闪⽽过，她脱⼝⽽出。似乎有那么⼀个瞬间，豪妈妈觉得她只是开玩笑。「难道你是同性恋？」
「不愧是我妈，太聪明了。」
过往像电影⼀样在脑海播放，那些曾被忽视的蛛丝马迹重新显现。
豪妈妈永远难忘⼉⼦⼤学毕业后那半年时光。他没有⼯作，假称考研，其实把⼼思都⽤在照顾母亲⾝上：每天7点就起床，变着花样地做早餐，下午买菜、打理家务，晚上⼀定要煲汤。「那半年我简直像过⽼佛爷的⽣活。」豪妈妈说。
现在，她对那半年的相处，有恍然⼤悟之感——⼉⼦早早在为出柜做着铺垫。「他可能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报答他在整个成
长过程中我们对他的付出。」她猜想那⼤概是⼀场漫长⽽温柔的告别，⼉⼦早就做好⽗母若极端抗拒，⽇后难再来往的准备。
她⼜想起，⼉⼦到⼯作后，离开贵阳前⼏天说起的⼀句话。「妈，我家奶奶把我爸害惨了，我爸也把我害惨了。」那句话说得很突兀，当时她没放在⼼上。现在她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他肯定早就知道他爸爸不⼀样。」
⼉⼦是知道这⼀切的。当年她与丈夫才认识⼀个星期，婆婆就叫他们结婚。随着孩⼦长⼤，丈夫变得愈发奇怪，反感与她⾝体的触碰，有次她主动靠近，他⼀脚把她踹下床。「长期都是背对背的，到后来基本都是分床，⼿都难得碰⼀下。我守活寡守⼗⼏年了。」丈夫⼯作⽇都住单位，他们极少交流，出门遇见那些男同事，「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她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么多年来，却从来没有往其他⾓度想过。
事情是这样发展的：⾸先，她知道了⾃⼰有个同性恋的⼉⼦。然后她想明⽩了，他爸爸和他是⼀样的⼈。结婚30年，她⽤了30年，终于抵达这⼀结论。
孤岛
初始的茫然过后，不同的感受会相继出现：震惊，恐惧，失望，忧虑，不解，⾃责，最终含混到⼀起。
没有例外，以泪洗⾯是⼀定的。当母亲以为⾃⼰孩⼦是异类的时候，她们看不见彼此的时候，那感受就像在孤岛。
⼀位来⾃湖北孝感的谭姓母亲说，因重疾耽误⾼考，国企改⾰中她与丈夫双双下岗，被⼈骗⾛家⾥所有的⼗⼏万积蓄，所有这些磨难都未曾让她流过⼀滴眼泪，「⼥⼉的出柜，却让我⼏乎流完了这辈⼦的眼泪。」
⼀个靠经营⼩超市将孩⼦拉扯⼤的湖南农村母亲，在两个⼉⼦相继出柜后，丈夫抛弃她去了别的⼥⼈。有⼏个晚上，她独⾃⾛在河边，想跳下去。「妈妈，你不能这样⼦。」⼤⼉⼦在河边到她，哭着说，「你要是⾛了，我和弟弟怎么办？」她嚎啕⼤哭。
相⽐⽗亲，母亲更容易成为被指责的那个⼈。⾃责成为⼀种普遍情绪。很多母亲会反复问⾃⼰⼀个问题：「是不是我把孩⼦⽣错了？」她们开始审视孩⼦成长中的每⼀个环节，将那些⽆关的错误与疏忽揽到⾃⼰⾝上。「是我的教育⽅法不当吗？」「是我和他爸爸经常吵架，让他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吗？」
说出来，对孩⼦是某种解脱，但在母亲的世界观⾥，有如投下⼀枚核弹。那不是⼀个结束，⽽是亲⼦关系在废墟上重建的开始。这期间伴随着战争。张菊英每天给⼉⼦发短信说服，前前后后发了有100多条。合肥妈妈朱丽珍经常跟踪⼉⼦，在⼉⼦站上天台威胁⾃杀后，她⼀天内打了3次110。警察管不了，
她请求道：「要么你把我⼉⼦拷⾛吧，他是个变态。」常州的杜姓妈妈为了逼⼥⼉改回来，软硬兼施：拿剪⼑扎⾃⼰的⼿，假称得了好⼏种病，还从⽹上下载⼼电图吓唬⼥⼉。⼥⼉屈服了，删掉了⼥友的。
那些在事后讲述中显得最轻描淡写的接纳，真实过程要艰难得多。
「妈妈，你爱不爱我？不管我是什么⼈，你都爱我吗？」10年前，被⼉⼦这样问时，深圳妈妈董婉婉回答，「我爱你啊。」
「我是同性恋。」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对话⾄此结束。故事翻篇，她成了深圳最出名、最活跃的⼀位同志母亲。但她也承认，在独⾃消化所有信息的过程⾥，「想到他以后的⼈⽣道路会⾛得很难」，她难过了很久。甚⾄在半年之后她还抱着幻想，让⼉⼦⼥朋友。
即便宣称接受了孩⼦，情绪还是会反复。那⼀线的隐秘念头，难以切断。朴春梅当初选择辞职来上海，就是为了⾛⼊⼉⼦及他的伴侣的⽣活。3⼈住在⼀起，⼀切感觉很融洽，⼉⼦隔三岔五会带同志圈内的朋友来家⾥吃饭。朴春梅暗⾃⾏动着。每次她都会选⼀个看上去最好说话的，假托来厨房帮忙，把门关上，抓紧时间问⼀堆问题，她总期待能有⼀个⼈明确地告诉她，同性恋可以改。有次问到⼀个⼈，马上去美国读博⼠后了，「你学历这么⾼，为啥不努⼒，怎么还同性恋呢？」那⼈回答：「阿姨，我就是美国总统，我也是同性恋。」
孩⼦出柜，⽗母进柜。⼀位上海彭姓母亲，⼩⼼翼翼地守护着家⾥的秘密。⼀次去公园，她听到两个嗑⽠⼦的⼥⼈议论同性恋恶⼼，她来⽓了，插嘴说：「吃⽠⼦好恶⼼！」对⽅回道：「吃⽠⼦关你什么事啊！」「那同性恋关你什么事！」
「我说⼈家同性恋，关你什么事！」对⽅说。
「我就是同性恋，你就说我了！」她脱⼝⽽出。
「你变态！」两个⼥⼈站起来骂。双⽅吵个不停。围观的⼈越来越多，⼈们纷纷笑着。
怒⽕消失了，「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孩⼦是同性恋。」她哭起来，语⽆伦次地说着，「不是我孩⼦想要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我也不知道他这样⼦，但是我没办法，孩⼦是我⽣出来的。他是同性恋，他不是坏⼈⋯⋯」
所有⼈都不笑了。两个⼥⼈⾛掉了。只剩下她，在公园继续哭着。
与很多母亲⼀样，得知真相的那晚，豪妈妈⼀夜⽆眠。她把凳⼦搬到阳台，站上去。「掉下去会是什么景象啊。是⼀滩⾁还是⼏⼤块。」但她⼜想到⼉⼦的脸，「我死了，⼉⼦肯定也活不了。」她从椅⼦上爬了下来。
次⽇她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不吃不喝，在屋⾥哭得昏天暗地。朋友不到她，通知了她的⽗母，物业砸开了门，看见她瘫在床上，如具⼫体。朋友、亲戚、年近80岁的⽗母，⼀波波的⼈赶⾄家中。她谁也不理，所有⼈在她⽿朵边上说话，她感觉声⾳很远很远的，像是来⾃另外⼀个世界。
之前与⽗母吵架导致的那场少见的⼤哭，成了将⼉⼦事情掩盖起来的。她⽆需解释，亲⼈都以为，她情绪崩溃延续于那场争执。
⼉⼦每天给她发来同性恋的资料，她根本⽆⼼看。⼉⼦还请她参加⼀个⼏天后在长沙举办的同志恳谈会，她觉得孩⼦可能被类似传销的组织控制了，不⽌她⼉⼦，是许许多多的孩⼦。「⼉⼦，你知道妈妈是很单纯的。这些⼈肯定很厉害，像⿊社会的⼀样。」
⼉⼦哭笑不得：「你想和⼈家⽃，⼈家也不和你⽃。那些都是很善良的⼈。」
最终她下定决⼼，买了⼀张⽕车票。「不⼊虎⽳，焉得虎⼦。」她想，「反正要死我也要到长沙。」
协⼒营
那间屋⼦⾥的每个⼈都如此不同。从事财务⼯作的谢秀萍来⾃江西赣州，她是个说话细声细⽓的⼩个⼦⼥⼈。从事美容⾏业的朴春梅来⾃上海，她⾝形⾼⼤，⾏事雷厉风⾏、咋咋呼呼。银⾏职员董婉婉来⾃深圳，中学美术⽼师牟莉来⾃重庆⋯⋯⼏乎每⼈来⾃⼀个不同省份。他们有着不同⼝⾳，不同职业，不同的⼈⽣背景。2013年3⽉，这彼此陌⽣的12⼈（包括11位母亲和⼀位⽗亲）齐聚⼴州时，他们只有⼀个相同点，孩⼦是同性恋。
这⼈由同性恋亲友会召集⽽来。这个公益机构成⽴于2008年，由中国⾸位在媒体上公开⽀持同性恋者的母亲吴幼坚与男同性恋者胡志军在⼴州创办（两⼈⾮母⼦关系）。通过各种活动与开设热线，⿎励性少数体实现⾃我，促进其与家庭的理解、沟通。同志⽗母是核⼼存在。他们连接着不同世代，也连接着直⼈与同志社。
敢于向⽗母出柜的同志本已是少数（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6年的报告，⾯对家庭出柜的中国同性恋者不到15%），愿意抛头露⾯的家长更是稀缺。早期，只有吴幼坚⼀⼈接听热线，⽤的就是她家电话。2012年，由于年事已⾼精⼒有限，吴幼坚离开了亲友会。胡志军希望更多家长站出来，他组织了「协⼒营」培训，取意「协聚亲友之⼒」。
⼈很难，但凡报名就能来，好不容易才凑了12个⼈。朴春梅的孩⼦2005年就出柜了，她是亲友会的
积极活动分⼦。董婉婉在深圳公园⾥每⽉组织同志聚会，在圈内⼩有名⽓。谢秀萍则完全是个新⼈。事实上，2012年12⽉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亲友会的存在。
⼉⼦2年多前出柜，她「不到和我⼀样的爸爸妈妈」。没有⼈告诉她该怎么做，没有⼈告诉她下⼀步去向哪⾥。那条路很长，是她⾃⼰⾛完的。即便如此，她内⼼深处还是觉得，「同性恋是不好的，我不能告诉别⼈，包括连我的⽗母我都不要告诉。」她甚⾄做好打算，等孩⼦苏州房⼦装修好，就搬去定居，尽量减少与家⼈、朋友的接触。
谢秀萍参加协⼒营，「没有带着什么学习的⽬的去」。在⼏天的培训⾥，她听胡志军讲LGBT的知识，再讲到按⼈⼝中3-5%的⽐例，中国有六七千万同性恋者。她感到疑惑，那为什么⽣活中看不到。胡志军解释，因为外界偏见与缺少⾃我认同，同志缺少社会能见度。这下，她听懂了。
家长们彼此称呼不⽤本名，把「爸爸」「妈妈」作为后缀。谢秀萍成了「⼩涛妈妈」——⼩涛是孩⼦⼩名⼉，董婉婉成了「董妈妈」，牟莉成了「⼩莉妈妈」。「梅」⽐较特殊，那是⼉⼦从⼩对她的昵称，朴春梅沿⽤了这个名字。唯⼀那位男性叫做「玫瑰爸爸」。
知⼼爸妈摄影阿⼭
⽕种
培训结束，12⼈回家时，每个⼈有个新的⾝份，成为各⾃所在省份的亲友会召集⼈。他们像是怀揣着⼀枚⼩⼩的⽕种，散去⼋⽅孤军作战。「⼉⼦，妈妈决定了，想跟那些妈妈⼀样的，⾛出来做同志公益，要为你们去争取权利。」谢秀萍回来就对⼉⼦说。
「妈妈，你准备好了没有？可能你要曝光。曝光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骂你的。」
「我不怕。」她说。
她成了江西第⼀个站出来做同志公益的母亲。与深圳、上海这些已经有了社基础的⼤城市不同，她的⼯作更难开展。更何况，赣州是个三线城市，流动⼈⼝少。「我在财政局，你在劳动局，互相都认识，不敢在当地参加活动。」胡志军说。
她需要把社聚拢起来，想到的第⼀个活动是聚餐。在赣州地标浮桥前，她举着⼀把彩虹伞拍照，以此作为海报，在⽹上宣传。聚会的集合点在浮桥。她提前半⼩时就到了，还是举着那把彩虹伞，作为相认的暗号。她对⼈数并⽆预期，来了6个⼈，都是年轻⾯孔。「哎呀，蛮少的。」她⼼⾥想。但很快，她就能感到⼀种孩⼦们与她之间那种难以⾔表的连接。
她深受⿎舞。第⼆次活动来了9个⼈，第三次来了13个⼈，逐渐增多，到后来平均每场有三四⼗⼈。志愿者也发展起来，⼀个⼈变成⼀⽀队伍，赣州这座⼩城——⽽不是省会南昌，成为亲友会在江西的根据地。
回到重庆的牟莉同样是从零开始。这位中学⽼师在成为重庆召集⼈之前，仅参加过⼀次亲友会举办的全国恳谈会，去参加协⼒营也⼀度挣扎，担⼼信息暴露。她通过亲友会远程协助，建⽴起⼀个同性恋QQ，⼥⼉帮忙拉⼈，⼀个推荐⼀个，逐渐扩⼤。
最初，她接触的都是年轻⼈，没有和她⼀样的家长。她理解，「因为年轻⼈还没出柜嘛，必须要出了柜，家长才出来呀。」第⼀个母亲——她管她叫「刘姨」，是在重庆开展⼯作⼏个⽉后才遇到的。那晚她当值接听亲友会热线，「刘姨」打进来求助，也是重庆⼈。此后，牟莉总约她⼀起参加活动。⼜过了⼏个⽉，有了第三位母亲⋯⋯
随着社活动的开展，埋藏于内⼼的⾝为同性恋母亲的恐惧感与羞耻感，慢慢消失了。在牟莉任职的中学，她的⾝份也不再是秘密。她的朋友圈全是发同性恋话题，不分组，同事们都察觉到了，故意把话茬引起来，她承认了。⼤家都没说话，但这事很快传遍了学校。谢秀萍也决定让⾃⼰⾛出柜⼦。2013年6⽉她先是向⽗母出柜——出乎她意料的成功，接下来，她⼜向婆家的⼀众亲戚出柜。「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给你们丢脸，从现在开始，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可以不要来往。」弟媳妇的回应颇具代表性：「作为你们⽗母都能接受，我们做这些叔叔婶婶⼤爷的，我们⼜凭什么不接受呢？」
2013年是⼀个开始，现在亲友会的协⼒营已经办到第七届。89个⽗母接受了公益培训，⽕种不断播下。母亲与我
如今亲友会在超过70个城市提供社区⽀持，每年办800场活动，包括各类⼩型分享会与规模更⼤、环节更丰富的恳谈会。第⼀届那12⼈，现已都退下召集⼈⾝份，交棒给年轻⼈，但有10位还活跃在⼀线。
恳谈
2018年7⽉21⽇，进⼊长沙恳谈会的会场时，豪妈妈是抱着极⼤恨意的。她⼀路越想越⽓，认为就是这些⼈，把她⼉⼦的想法控制了。她到处打量，想着哪⾥个棍⼦或者烂桌⼦腿，冲突发⽣时，⼿⾥也有个武器。
恳谈会还没开始，她坐在最后⼀排。她⾃⼰⼀⼈，⼉⼦去了⼴州出差。那些年轻⼈志愿者对她特别关照，都很有礼貌，她的⼼柔软起来，戒备稍稍放下。每个凳⼦上摆着⼀个⼩册⼦，她拿起来翻，第⼀个故事就是牟莉和⼥⼉。故事读完，戒备⼜放下⼀些。她决定坐到前排去。
恳谈会开始了，先是⼥同性伴侣的分享，然后是男同性伴侣分享，再来是妈妈与孩⼦的分享⋯⋯那些故事⾥有笑有泪，也有她与⼉⼦的影⼦。她坐在台下，本来对⼉⼦有些怨恨，但现在她只为他⼼疼。她依稀明⽩了，同性恋不是有病，也不是学坏了，「是⼤⾃然造成的」。
互动环节，豪妈妈主动上台发⾔：「⼉⼦，你看见了，妈妈⼀个⼈孤孤单单地来，我本来带着⽣命危险来救你的。」全场哄堂⼤笑。她想到前⾯发⾔的那位青年说，是靠着骗⽗母去听⾳乐会才把他们带过来，她突然有了⼀种冲动，让现场响起真正的⾳乐。
平时她是个胆⼩的⼈，但那⼀刻，她清唱起《我爱你，中国》。⽓氛变了，歌词⾥反复出现的「我爱你」深具感染⼒——她⼼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