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溯源⽼上海风⽉传奇:百乐门与民国时期的舞⼥⽂化
旧上海以百乐门为代表的各⼤夜总会、舞厅,不仅是旧上海有钱⼈奢靡⽣活的缩影,也催⽣了
⼀种特别的“舞⼥⽂化”,直到如今,各种民国题材⽂艺作品中基本都会加⼊这⼀元素,显得神秘
⽽颇具魅⼒。
⼗九世纪四⼗年代,上海开埠之初,西⽅冒险家不仅带来了害⼈不浅的鸦⽚烟,还带来了他们
早已习惯的⽣活⽅式,⽐如交谊舞。在他们看来,吃得⾹,喝得爽,赚得腰包⿎⿎囊囊,这并
⾮⽣活的全部,还必须玩得尽兴尽致,没舞可跳,没有舞⼥可搂,是绝对不⾏的。
“远东第⼀乐府”百乐门 
⼆⼗世纪初,上海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由洋⼈创办)周末必有交际舞会,灯红酒绿,中
国⼈还⽆缘置⾝其中。上海⼈崇洋媚外,善于模仿,交际舞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蔚然成风
后,建造西式舞厅就成为投资家的热门选择。上海百余家舞厅经过⼀番激烈的竞争淘汰,百乐
门、仙乐斯舞宫、⼤都会和丽都脱颖⽽出,并称为上海四⼤舞场。其中尤以百乐门⼴为⼈知。
仙乐斯舞宫
1929年,原开在⼽登路(今江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
区,没有⼀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怎么可以?于是1932年,中国商⼈顾联承投资七⼗万两
⽩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 Hall,并以谐⾳取名“百乐门”,外观采⽤美国近代前卫的
ArtDeco建筑风格,是当时30年代的中国乃⾄全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红遍全上海。1933年,
百乐门⼤舞厅正式开业,它外观华丽,内部富丽堂皇,灯光优美璀璨,再加上⼀流的爵⼠乐队
和红舞⼥,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争奇⽃艳,社交应酬的⾸选。
百乐门舞厅外景
百乐门由杨锡缪建筑师设计,号称“远东第⼀乐府”。建筑共三层。低层为厨房和店⾯。⼆层为舞
池和宴会厅,⾥⾯的设计极其现代,有⼤量的镍、⽔晶和⽩⾊⽊头布置,⽩⾊的⼤理⽯旋转楼
厕所文化
梯通向⼤舞厅,最⼤的舞池计500余平⽅⽶,舞池地板⽤汽车钢板⽀托,跳舞时会产⽣晃动的感
觉,⼤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舞池,既可供⼈习舞,也可供⼈幽会,尤其是阳台上⼀个
由玻璃地板做成的透明舞池,下⽅有脚灯,让⼈感觉好像在鸡蛋上跳舞,当两层舞厅全部启⽤
时,可供千⼈同时跳舞,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顶层装有⼀个巨⼤的
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以有服务⽣在塔上打出客⼈的汽车牌号或其它代号,
车夫可以从远处看到,⽽将汽车开到舞厅门⼝。
百乐门舞厅内景
百乐门楼顶中央矗⽴着⾼达九⽶的圆柱型玻璃银光塔座,璀璨⽆⽐的霓虹灯能熠耀⼀⾥之外。
值得⼀提的还有,当年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只能泊在远处⼩马路等候。为⽅便舞客,百乐
门玻璃银光塔上安装了许多彩⾊灯泡,串成⼀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对应其中⼀个数字。
当司机看到⾃⼰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时,就知道主⼈要打道回府了。
百乐门内景
传奇的百乐门⼤舞厅因为⽩先勇的⼩说《⾦⼤班的最后⼀夜》⽽不朽-----⾥⾯有⼀个上了年纪的
上海舞⼥在台北的⼀家低级舞厅⾥说:“好个没见过世⾯的⾚佬,左⼀个夜巴黎、右⼀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那间厕所只怕⽐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由此⾜见百乐门之奢华。
范冰冰在电视剧《⾦⼤班的最后⼀夜》中的扮相
对⼀家舞厅来说,能否挨得进⾼档次,门⼝的⽓派和内部装修及侍应的态度等⽅⾯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聘⽤的是什么样的乐队。把演奏的乐队⽐做为这家舞厅的'灵魂',是并不为过的。百乐门的乐队,都聘⽤菲律宾⼈,因为只有那些花不起钱的⼩舞厅才雇⽤华⼈乐⼿。
那时那⼏家⼤舞厅中的菲⼈乐队的演奏技术都是很娴熟的、快、慢华尔兹(快、步)、勃鲁斯(四步舞)、伦巴、吉特巴(⼜称“⽔⼿舞”)、探⼽、桑巴、恰恰、曼蒲………甚⾄连进⾏曲全都会奏。这些乐队很能紧跟潮流,国外流⾏出⼀⾸什么样的乐曲,不多⼏天就能搬进上海的舞厅⾥演奏了。1947年——吉⽶⾦乐队在百乐门演奏爵⼠乐及夏威夷⾳乐⼀炮⽽红,时间声名鹊起,成为当年第⼀⽀进⼊⾼级舞厅的华⼈爵⼠乐队。此外,百乐门⼤舞厅的歌⼿是上海市歌星俱乐部精选出的⽼歌专业歌星,梁实秋的第⼆任妻⼦韩菁清年轻时即是百乐门⾛红的“歌后”。舞蹈⽼师则是上海市交谊舞协会
中的精英,其中更不乏国家级选⼿,可以说,百乐门⼤舞厅可说是所有爱舞者的天堂,是当时上海 “⼗⾥洋场,万千⽓象”的代名词。
韩菁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位叫陈曼丽的舞⼥,因拒绝为⽇本⼈伴舞,被⽇本派⼈抢杀在舞厅内。1954年,由于百乐门亏空严重,⽽由政府有关部门接管,⽽随着时代变换,百乐门也风光不复往昔。
神秘⽽魅惑的舞池佳丽 
百乐门建成后,⼀度租给某法国⼈经营。由于出租合同规定,百乐门⽼板根据客⼈⼈数抽成,这位法国⼈即规定舞客⼀律⾃带舞伴,⽽收费极为昂贵,这使百乐门蒙受极⼤的损失,不久,百乐门辞退该法国⼈,重新易⼈经营,并向社会招聘舞⼥。当时,舞⼥的⽉收⼊达三千⾄六千元,是普通职员的⼗倍以上。
跳舞中的舞⼥
以伴舞为职业的“货腰⼥郎”(舞⼥的谑称)也是⼀种⽂化现象,起先舞⼥多为外国妹,如西⼈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均为西欧、⽩俄佳丽,⽇本⼈在虹桥开设的舞场,舞⼥均为东洋娇娃。后来,舞厅多了,规矩随之改变,中洋并取,⽔陆杂陈,各喜各好,应有尽有。
舞⼥的来源有四:⼀是茶楼酒家的⼥招待跳槽;⼆是妓⼥转⾏;三是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来此寻求刺激;四是贫苦⼈家的⼥孩⼦为⽣计所迫⽽出卖腰肢。她们的年龄通常在⼗六岁⾄⼆⼗五岁之间,实实在在吃青春饭。当年,上海只有⼏家⼤饭店附设的舞厅内没有伴舞⼥郎,其他舞厅少则有三四⼗名,多则有近百名。这也就解释了《太平轮》⾥舞⼥运动的场⾯为什么那么声势浩⼤。
1948年的舞⼥运动
除⼤牌红舞⼥外,普通舞⼥不拿固定薪⽔,全赖舞票收⼊。舞票须与舞场⽼板拆账,红舞⼥可得七⼋成,⼀般舞⼥仅得四五成。百乐门舞场的管理最为严格,舞⼥须经过考核,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能进场伴舞,这在很⼤程度上保障了舞⼥、舞客的安全和利益。舞⼥还得跟⽼板签订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管舞⼥个⼈⽣意如何清淡,收⼊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够⼏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准中途⾛⼈另寻赚钱的门道。
⼆⼗世纪⼆⼗年代末,⼀位半红半紫的舞⼥⽉收⼊⾼达⼀百⼋⼗元左右,⽽⼀位产业⼯⼈的⽉收⼊仅有⼗元上下,可见其进项不菲。不过,话说回来,做舞⼥也耗费本钱,她们的⾐裙、鞋袜、⾸饰、化妆品和黄包车费是⼀笔相当不菲的开销,再加上舞⼥的家庭负担不轻,从表⾯看去,她们风风光光,暗地⾥却也得过紧⽇⼦,⽐如说,她们在舞场⾥抽的是⽩锡包的三炮台,回到家⾥则抽⽼⼑牌;舞场⾥吃的是三明治⽕腿,回到家⾥则⽤油条、泡饭勉强对付。当然,红舞⼥要另当别论。
在上海滩,舞⼥被称为“龙头”,舞客被称为“拖车”。⼿脚⼤⽅的舞客邀请⾃⼰⼼仪的舞⼥跳舞,照例先开⾹槟,⾹槟贵⾄⼗元⼀瓶,舞⼥扣佣10%——20%。有些相熟的“拖车”为了讨好“龙头”,还会想⽅设法塞钱给舞⼥。场内⽿⽬众多,不便出⼿,⼜不便托侍役代为转达,于是他们预先将⼩费包在花⼿帕中,当翩翩起舞之际,若有意若⽆意地塞给对⽅。
为了避免众舞客共争⼀舞⼥⽽酿成祸端,舞厅普遍实⾏“买钟”制,舞客看中某⼩,即买断某段时间,请她坐台,或聊天,或跳舞。舞客若要在舞⼥⾝上寻求刺激,必须另外给舞⼥⼩费,她们⾝体的每⼀个部位都有明码实价,纵然舞客⼿脚不⼲不净,他也得量⼒⽽⾏。客⼈若看中某舞⼥,要带她去别的场所消遣,则先得买“出街钟”才⾏。通常所说的“红舞⼥”就是那些被舞场豪客抢着买钟的“货腰⼥郎”,她们的舞票多,收⼊⾼,被地痞、流氓盯上的风险也⼤。
有的红舞⼥⼈⽼珠黄,却不肯草率从良,她们就摇⾝⼀变,由舞⼥转为⼤班(⼜叫“妈妈
⽣”或“公关经理”)。由于她们认识的熟客多,⼈脉⼴,在江湖上吃得开,善于利⽤⼿中的资源为⼀些⼊⾏不久的新⾯孔牵线搭桥,借此可以抽取数额不菲的佣⾦。这些⼤班在娱乐业中举⾜轻重,她们负责管理舞⼥,发掘新⼈,拉拢豪客,掌控⼈⽓指数,与红舞⼥⼀样,是各⼤舞厅的灵魂⼈物。最重要的是,舞场宾客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这些“⼤⼤”⼿腕娴熟,与⿊⽩两道有交情,能够呼风唤⾬,排忧解难,舞⼥遇到⿇烦不能⾃⼰摆平,就得请她们出⾯。有道是,千军易得,⼀将难求,⼤舞厅对王牌⼤班的争夺往往趋于⽩热化。
舞场中最⼤的看点和卖点当然还是红舞⼥。⼆⼗世纪三⼗年代,上海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艺俱佳⽽闻名遐迩。每天晚上,舞厅⾥围坐着⼀⼤圈舞⼥,但舞⼥⼤班总要为红舞⼥留出最好的位置,⽽这些“皇后”照例是姗姗来迟,⽅才显⽰出其⾝份之尊贵。红舞⼥的⾏头最为时髦,特别容易识别,⽽且每天必换,⼀星期内不会重复。“挂头牌”的⾛红舞⼥,以风姿绰约、纤秾合度令那些纨绔公⼦、⾛马王孙销魂荡魄,⼀掷千⾦。
*内容来源于⽣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