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要勘察中国当代诗歌的如何转型，思考当代诗歌的如何建构，以及为当代诗歌寻路径，不得不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当代诗意如何生成。众所周知，20世纪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即从我们如何认识的问题转向语言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同样，
当代诗歌的“诗意生成机制”
王学东（1979—），乐山人。
当代诗歌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诗
歌、巴蜀文化。《蜀学》副主编，
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著有诗学专
著《“第三代诗”论稿》、《
“地下诗歌”研究》。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星星>诗刊与中国当
代新诗的发展研究》、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川当代新诗
史》、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四川民间诗刊编年》
等。
诗歌理论·中旬刊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意义如何产生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文学的意义，文学的意义源泉何在等问题。诗歌中诗意，也就是说诗歌意义的产生的思考，才是我们重审文学、重建诗歌框架的必经之路。
对于文学意义论，即当代诗歌的“诗意生成机制”，本文不拟从宏观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细致的剖析，而是从90年代诗歌出发，诊断中国当代诗人对诗意生成的思考，将中国当代诗歌之“诗意生成机制”释放出来，并以之重新估价中国当代诗歌。
九十年代诗歌的登场，首先是建筑在第三代诗歌的基因之上的。“九十年代的诗歌是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特别是第三代诗歌，为整体九十年代诗歌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空间。从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到九十年代对生活细节的处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回归，以及地下诗刊对地上诗歌界的构造，都隐含着八十年代诗歌对九十年代诗歌的互动和渗透！”[1]涌动在第三代诗人血液中的生命冲动和自我表达欲望，赓续在九十年代诗歌的骨髓之中。
90年代诗歌，呈现了中国当代诗歌演进的一次重大转向，这就是探索诗歌意义是如何生成的问题。王家新等人编辑的论文选集《九十年代备忘录》，对90年代诗歌这个名词从新开始和重复清理，其中寻90年代诗歌诗意如何生成是他们诗学探寻的重心。欧阳江河认为1989年后“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2]这是90年代诗歌寻有效作品的开始；这中间，程光炜认为“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寻求着“表现的可能性”[3]；臧棣不断地问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呢？”[4]都在思考着新的诗歌意义的可能性何在的这样一个重
大的诗学问题。孙文波最后得出结论，“所以，我宁愿把90年代地歌写作的诗歌写作看作是对‘有效性’的寻。”由此，什么是诗歌的意义？诗歌意义的生成机制，成为90年代诗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对于90年代诗歌，从通常的诗学史看来是一场分裂的，是两种诗学观念斗争着的诗歌时代：即九十年代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异，从第三代诗人狂野的自我喧哗的基础上，诗歌逐渐划分为了楚河汉界，一边是“知识分子立场”，一边是“民间立场”。而世纪末的一场“盘峰诗会”使这种分裂达到顶峰，诗歌选集《岁月的遗照》和《1998年中国新诗年选》将这种分裂升级，并最终将这样的两种诗歌写作模式或者说诗歌意义生成的模式定型并固化。
二
在80到90年代诗人中，王家新由于他呈现了“时代的诗歌的这样一面镜子”[5]在知识分子写作中获得了其他诗人难以比拟的殊荣，他的写作有着重要的标杆性意义。对于王家新这样一面时代诗歌的镜子，程光炜写道，“……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剩的变动。我预感到：80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6]因诗歌而使一个时代结束，因诗歌而使时代的准则改变，这就是王家新的创作。而就在同一本书里，洪子诚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也产生了类乎程光炜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我们的生活、情绪、将要（其实应该说是‘已
诗歌理论·中旬刊
经’）发生改变。”[7]还有，陈思和在“重写文学史”中，《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中列专章论述他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
[8]朦胧诗人北岛没有得到的荣誉，而王家新获得了。这些背后就都隐含着一个这样的前提，王家新的诗歌在80到90年代成为代表，成为该时期诗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紧接着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王家新的诗歌，是怎样的一种类型？代表了一种怎样的转变？
对于王家新的诗学概念，他在《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阐释道，“而90年代诗歌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在于它在沉痛的反省中，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样的历史要求，并把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立场内化为它的基本品格。”[9]同样，陈均在《90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一文中，也将“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中年写作”这三个概念排列在前三位，[10]那么，这几个基本的诗学概念就可以成为他诗歌的主要特。而在王家新所有的诗歌文本中，《帕斯捷尔纳克》被论述，被引用的次数较多，其中就包含着诗人对90年代诗歌的理解，也包含着评论家们的诗歌观念。“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知识分子写作，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中，写作者对时代、生存处境与写作的一种认知，反映了诗人对写作的独立性、诗歌精神、专业性质、人文关怀的要求。”[11]我们看到，在这句诗中，诗人强调是“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也就成为了西川所说的“
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的、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12]其落脚点就是在于一种修辞，一种复杂的质地的技巧。然后修辞的本质和基础上，我们才看到了一种
欧阳江河所说的知识分子身份：专业的和边缘人的身份。这样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作为一个单一的诗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那么，王家新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就是：“90年代诗人，用写作从不同层面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而且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它们在诗歌中用复杂的技巧表现现代人的真切处境、它们对文化现实的积极回应和介入……”[13]
互文性“特指当代写作与西方及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已不再是影响和继承的关系，而是一种多重互文性的关系。”
[14]而这里的“互文性”，除了在诗歌中强烈的灌注古代诗歌或者西方诗歌的精神与血液以外，更强调的是一种语言资源，即对古代诗歌语言、西方诗歌语言的借鉴。“在一个民族文化由统一的意识形态干预左右的现实境遇中，所谓的地方习俗、话语习惯，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将‘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胶合为不可分离的‘文化共在’的牵制，并由此发生‘此在’变异，从而形成‘现实的语言’与‘语言的现实’”。[15]于是，在王家新的诗歌作品中，像作品《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叶芝》、《伦敦随笔》等都是在“互文性”的笼罩之下，从世界资源或者说西方资源中来搭建现代诗歌，从
中升起现代诗歌的思想和灵魂。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就是年代诗歌的诗意生成，是一次大型的语言突进运动。
这样，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也就承认了这样一点，“诗是一种知识”[16]，并以之作为诗歌创作和理解的阿基米德点。那么就从知识分子的修辞技巧介入到了个人写作来看，“个人写作”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词语，我诗歌中的自我把捉角度来看，与其说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等的对峙，“在对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