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小说《山楂树之恋》
杨徐嵘
2009年艾米的小说《山楂树之恋》出版，在此之前，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早已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阅读纯爱”的热潮。2010年，张艺谋携着
电影版《山楂树之恋》“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对奥斯卡的畅想中又一次带
领着国人体悟了纯爱的珍贵。无可否认，在某个时空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的
确让我们感动不已，然而那个以“特殊”为背景的爱情在病魔摧毁幻想的
催化下持续发酵，不免让读者在经历过情感的刺激之后有些倦怠，仿佛那
静秋就是一个通俗的爱情小说。但是它所引发的阅读热潮，所唤起的纯爱效应，
以及曾经在我们浮躁的心灵中激起的点点涟漪，都在显示文本的文学价值。
现在笔者试图不谈爱情，而是透过爱情去触摸文本深处跳动的文学之心。
进入文本，首先阅读到的是不同身份的言说，这些纷繁复杂的文本声音来自不同的小说人物（当然也包括作者），却都被作者有机地整合在文本
之中。这种有机整合所依靠的是作者观察人物和讲述故事的角度，这个角
度就是叙述视角。叙述视角的选择对于像小说这类叙述性作品来说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相信在选择小说的叙述视角之时，作家艾米用心良苦。她
巧妙地选取了一个非常适切的叙述视角来对小说的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
述，让《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具有无穷的情感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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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所见的文学作品都是单一视角叙述，而有些文学经典可以做到多重视角叠加或渗透从而构成一种复调的味道。“第三人称的内焦点叙述”是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变体，它是指“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一个固定的焦点上”。在《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中有关爱情叙述的部分几乎都运用了这个视角，虽然作者是在叙述静秋，然而读者却有静秋讲述的幻觉，这种幻觉还牵连着叙述情境的问题。
叙事学认为“叙事情景是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的”。在人物叙事情境中，“叙述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这个反映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的感受、观察、思考，却不像一个叙述者那样对读者讲话，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显然静秋在小说中扮演着一种反映者的角，一切生活的情境以及所有情感的经历都是由静秋的眼中看到、静秋的心中体会的，因而作者在读者面前所展现的故事场景在他们的阅读经验上就产生了一种叙述者即是作者的幻觉。
选择“第三人称的内焦点叙述”，也许艾米还做了这样的考虑：第三人称叙事可以拉开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作家可以将笔触深入到人物之外的生活中去展现更为广阔的世间场景，而内焦点的处理又使得作家能深入人物的内心，细致描绘人物的心路历程完成对人物的全方位塑造。这样的叙述视角应该是非常适合像《山楂树
之恋》这类带有成长因素的爱情小说的，外在的视角可以反映时代的沧桑巨变，而内在的视角又可以表现人物在时代洪流之中的蜕变与成长。虽然艾米在运用内焦点视角展现静秋内心波澜的时候把叙述重点放在了人物对待这段爱情的态度上，她不遗余力地向读者展示的是静秋面对爱情时的怀疑、害怕、矛盾以及猜测。然而，当她将叙述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片段的时候，又为我们展现了特殊背景下生动的生活场景。那个山清水秀的西村坪和那个充满动乱的K市，那些勤劳淳朴的村里人和那些无法互信的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构成了一种对比关系，乡村的常态环境凸显了城市的变态和异化。在生存环境的强烈冲突中作者捕捉到了人物在环境中所体会到的人生经验，并将之投射到人物的情感过程
中，以爱情的成熟来隐喻人物的成长。
由此可见，叙述视角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作者在文本中展现和讲述的角度，一切叙述策略都依附于叙述视角的选择，一切叙述效果也都来源于叙述视角的选择。在《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之中，可以说正是艾米选择了第三人称的内焦点叙述，才能让我们看到那些有关特殊生活的描写以及静秋内心的少女情怀。那种青春懵懂的爱情想象也似乎印证了读者曾经的惶恐、怀疑、快乐和甜蜜的爱情回忆。
女性的作者、女性的人物、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历史等一系列女性的标签表征着小说天生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而如今性别批评大行其道，一大批批评者携带着女性主义的原理进入《山楂树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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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析，就所持观点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在老三与静秋的爱情童话中见证了女性成长的隐喻，而另一部分是在坚强不屈的静秋身上发现了懵懂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反抗。然而，笔者始终认为女性主义之于小说文本仅仅是一件“华丽的外衣”。
女性主义中的“‘性别’作为一个角度或立场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也就是说，这种角度并非自然而然出自女性或男性，而是出自对性别的自觉，这一自觉包括对自身生理性别的认知和社会界定的性别行为、角的反思。”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注重的是发现女性在社会意义上
性别的自觉。反观作品，那些有关静秋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景却是在印证着她只是想作为一个“人”来生存。虽然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工地，静秋都由于性别的关系受到了一些非难，但是这些阻碍没有促发她在性别上自觉地反思，因为真正值得她思考的应该是怎样更多地工作，怎样更好地生存。因为当时让她考虑最多的还是怎样才能帮助母亲分担生存的压力，似乎还没有余力去反思性别的自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首先都要完成生存的前提，小说的写作还只是停留在生存的主题上，文本更多的是在展现静秋艰难的生存挣扎，而不是社会意义上性别的确认。
面对爱情老三积极主动地展开猛烈的攻势，然而静秋却始终不紧不慢地按照着自己的逻辑来按部就班，一热一冷、一静一动的鲜明对比使得众多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发现了其中所隐喻的女性主体的成长主
题。在他们看来，文本中苦涩的爱情书写以及两人漫漫的爱情歧路，其中“横置在两人感情之间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道德的双重标准以及性别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的心理感受”才是造成两人爱情延宕的关键，并不是“破茧而出成长成独立女性的隐喻”。静秋在爱情开始之时的犹豫不定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爱情观的不确定，当时的静秋还没有知晓男女之间的“爱情游戏”，还没有掌握这项复杂的“游戏规则”，相信每个历经过初恋的少男少女都会有同样的恋爱心理，这种感受可以超越时代，也可以超越性别，是属于全人类的最纯真的情感体验，也是小说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感动的原始动力。当静秋确定自己爱上老三之时，她也曾经萌发要随老三而去的冲动，这种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牺牲精神早已攻陷了她
内心的性别壁垒，懵懂的性别意识也沦陷在人性的绽放中。
综上所述，小说更多的是表达恋爱中人性的美丽，艾米始终是将静秋作为一个“人”来写，作者想要还原的似乎也只是特殊年代下人性的纯美以及真爱的可贵。
作者简介：
杨徐嵘，1987年12月生，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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