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电影观后感800字作文
    中国抗日电影观后感800字作文1南京大屠杀观后感
    今天，我闲着没事看了一部动画电影便是《地道战》。虽然是动画片，可讲的并不是像普通的幼稚的动画片一样。主人公有麦包、麦米以及其他的十几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讲的是，一天小朋友们高高兴兴的去上学的时候，老师提醒他们不能再打闹了。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课....鬼子来了说着，只听见“嘭”的一声，守卫村庄的八路军叔叔倒下了，老师带着教室里的孩子们跑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地道里。可是村庄里剩下的孩子和大人都被鬼子抓进了大牢...在地道里老师和同学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救村民们，在这之中也发生了很多的笑话;可是老师也差点被鬼子弄死。幸好老天有眼,有一句话这莫说“邪不压正”，也就是说最后村民赶走了鬼子。
    其实，我就是想说我们每一个都必须谨记国耻。可恶的日本人对我们做的一系列可怕，可恨，可耻的事我们一件都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个无辜的人，可是真的记得到这些的人有多少个。
    现在的同学们不好好学习，每天想到的都是玩。觉得自己很聪明。是的，玩确实要玩，但是是要讲方法的，不能只是玩。有人说：“学习的时候要拼命去学习，玩的时候就疯狂地去玩”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些天生就聪明的人，你不学习，那么你就会落后，有一篇课文讲的就是：一个天生聪明的人没有后天的学习就会从聪明人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的“智障”。
    忘记是谁告诉我:“聪明是前提，智慧更重要”。我同样认为只有学习是我们打败敌人的方式。小学的语文老师说：“落后就要挨打”我一直记住这句话，是为了提醒自己只有自己强大才不会被排斥;才不会落后;才不会被人瞧不起;才不会被人欺负。每一个人都得有一种意识在脑袋里。这样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学校的种种情况，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做的很不好，难道我们应该这样吗?同学们，醒醒吧!要记住：“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泽国雄于地球”。
    同学们!我们一起加油!
    中国抗日电影观后感800字作文2
    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
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中国抗日电影观后感800字作文3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
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