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启蒙⽼师梅茂馥
我的启蒙老师
TEACHERS' DAY
六⼗⼋年前,1953年9⽉,我背着书包“发蒙”的那天,第⼀个见到的是我的启蒙⽼师梅茂馥。梅⽼师年逾五⼗,戴⼀副⽼光镜,在我们这些娃娃眼中,已经是“奶奶级”的⽼⼈了。她在这所学校已任教多年,从校长到教职员,⼀律尊敬地称她“梅⼤”。⽼师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浅浅的⿇窝,即便是对我们慈祥地笑,也显得不美。偶尔⽣⽓的时候,严肃的眼光从镜⽚中透射出来,就真有点吓⼈了。她当我们班主任,从⼀年级甲班⼀直教到六年级甲班,同时教我们的语⽂(包括习字)、算数(包括珠算),其间⼀直未中断过。待我们毕业之后,她便“彻底退休”,到北京去与她的⼉⼦⼀起过⽇⼦去了。
梅⽼师出⽣在⼀个开明的书⾹世家,受到传统⽂化和新潮思想的双重浸淫。做了她六年学⽣,渐渐体会到她的博学、睿智、善教,以及她那正直、开朗、开放的性格。
⼤约是“家学渊源”的缘故吧,⽼师上课的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吐出“之乎也者”之类的词句来,让七⼋岁的孩⼦们摸不着头脑。她对我们进⾏品德教育时,也经常“⽤典”,如“过⽽能改,善莫⼤焉”,接着会对我们讲三国时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如“⼈⽽⽆信,不知其可也”,接着⼜会讲“抱柱之信”的故事。她要求我们珍惜光阴,说“我⽣待明⽇,万事成蹉跎”。⽼师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睁⼤了眼睛,安静地听,初时似懂⾮懂,久⽽久之就⼊了迷。
⽼师⼝中的故事真是多啊!⽼师给我们讲过“五三、五四⼤轰炸”的惨景,她亲眼见到死难者的胳膊挂在烧焦的电杆上,从⼩激发起我们对⽇本侵略者的仇恨;还讲过她游览故宫的见闻,说光绪皇帝聪明,把西洋的⾃鸣钟拆散了,还能重新组装回去,慈禧太后每餐要摆上⼏⼗样菜,过年过节则是128样菜,还嫌“没地⽅下筷⼦”。⽼师还给我们讲过⼀个她⾃⼰的故事,那是解放前,班⾥转来⼀个新⽣,师长的⼉⼦,每天上学,由⼀位护兵送来。那位护兵挎着⼀杆“盒⼦炮”,神⽓得很,上课时也不离去,就在窗外晃荡,弄得学⽣们不安⽣。⽼师数次请那位⼤兵离开,均未果。⽼师发了脾⽓,径直到校长交涉:有他⽆我,当兵的再不⾛⼈,我明⽇便辞职。结果是师长退让,撤⾛了护兵。⽼师的刚直不阿,由此可见⼀斑。
⽼师吸烟,不多,还喝点⼩酒,也不多。她只喝⼀种中药炮制的酒:五加⽪,说是能补中益⽓,活络筋⾻。有时碰巧酒喝光了,她会掏出零钱,叫我们去巷头的⼩店为她“打⼆两”。我曾是最积极的跑路者之⼀。瓶中的五加⽪酒,发着诱⼈的琥珀⾊的光泽。我会“猴”着⽼师,要喝⼏⼝。⽼师拗不过,总会让
步:“娃娃,只许抿⼀⼝啊!”⾄于烟,则是绝对不让我们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