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問
第一個問題關切人生的意義與目的，涉及人要成為怎樣的人或能成為怎樣的人的問題。這個問題從提出到答覆都不簡單。以提出來說，人雖貴為萬物之靈，但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是需要很多主客觀件的配合才可能的。主觀上，一個人得有清明朗照的自覺與觀照能力，而且得不斷地去擴而充之這樣的能力，否則就很容易變成像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一書中所說的糊塗蟲一樣，庸庸碌碌地活著，而無法對自己或整體的存在產生疑惑與驚嘆。當然，人畢竟是一種靈性的存在，意義問題在某個時候總會襲上心，例如午夜夢迴的片刻或親人過世的時候。然而，如果個人所處的客觀社會是醉生夢死的；是小人聚終日，言不及義的；是除了飲食男女、股票漲跌、統獨藍綠之外，不知死之將至因而無法觸及精神上更深層次議題的，那麼，個人的意義探問將顯得突兀怪異，而很快地就會淹沒消失於現實社會的燈紅酒綠
與忙碌雜沓之中。
為何而活的問題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古往今來很多有智慧的人都給過答案，各大宗教更是無不致力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不過，生命的答案，終究必須自己去尋求。由外而內的答案如果不能得到由內而外的相應，那麼，答案即使是正確的，恐怕也只能擦身而過，而與我們無關。
第一個問題是人生最根本的問題。人偶然有了生命，卻必然邁向死亡。如何在這必死的人生中，肯定活著具有意義與目的，實乃人生大哉一問。一個人是否提出這個問題，或者，在提出後是否能得到深切的體悟，都決定性地影響到他對後面兩個問題的提出與答覆。
假設一個人在第一個問題上能突破成住壞空的無常，能不陷溺於虛無主義或享樂主義的羅網，那麼，他必然會關切第二與第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人該怎樣活著的問題，攸關倫理與道德。不過，它也不只是倫理與道德的問題，或者，更確切的說，倫理與道德的問題從來就不只是形而下關於做人與實踐的問題，而更是與第一個問題相通相連的形而上課題。這是因為「人生應行什麼道路」與「人生有何目的」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一個人在第一個問題的探索中肯定生命有一個至善的目標，他接著會問的便是：哪路會通向
這個目標？哪路又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大學之道？
然而，在崇尚解構的後現代文化裡，提問大學之道或該怎樣活著的問題，是相當困難而嚴峻的道德挑戰。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似乎成了普遍而正常的現象。連部分倫理學家也開始主張雜交（promiscuity为什么油耳朵不能当兵）的正當性，並設法合理化戀童癖（pedophilia）或人獸交的行為。這可以從很多去污名化的寧靜革命正在悄悄進行而看出端倪。就以戀童癖來說，不少論述開始使用「跨代親密」（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這樣的概念來中性化相關的行為。為了消除人們的「偏見」，娼妓的污名也已被「性工作者」所取代。與之相對的，「嫖妓」也有了「購買性服務」的新說法。澳洲最近有一個案例，男老師購買性服務時買到同校女老師，男老師沒事，女老師則遭教育局處分。事發後各方議論紛紛。有人認為雙方都該罰，否則就是性別歧視。也有人認為雙方都不該罰，因為購買性服務與從事性工作是任何國民的基本權利。誠然，罰娼不罰嫖是一種歧視，然而，從什麼時候起，嫖妓與性工作成為一種權利，一種即使老師也不應該被剝奪的權利呢？再者，即使法律上真有這樣的權利，是否意味著道德上也有這樣的權利，使得購買性服務或從事性工作是道德所允許，甚至所嘉許的行為？
最後，關於生死也有很多難解的習題，例如：沒有人會同意為了醫學發展的理由可以殺死健康的嬰兒，但何以科學家們可以拿人類胚胎來作實驗呢？這作法後面似乎預設了從受精卵、胚胎、胎兒、到嬰兒這連續發展的過程中，有某些重大的差異可以證成這樣的差別待遇。但這些差異是哪些呢。它們何以能證成差別待遇呢？此外，面對長期癱瘓在床的人要求自殺協助時，我們該站在哪個位置上，也是困難的抉擇。我們應該Pro life或Pro choice呢？總之，明辨是非說來很輕鬆，但在不足外人道的人生點滴中知善知惡，就實在不是容易的功課。這是人生第二個大哉問。
第一個問題與第二個問題都是「知」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生目標與意義的「知」，第二個問題是有關該如何生活的「知」。不過，人生問題除了「知」之外，還有「行」的問題。一個人即使知道人生有值得追尋的目標，也知道通往目標的道路何在，但卻偏偏往相反的方向跑去，那麼，這所有的「知」都是枉然。人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人生誠然有很多事情是知難行易的，但也有更多事是知易行難或知不易行更難的。人的情緒可能處在混亂易怒或沮喪憂慮的狀態，使得人作不到他該作的事；人的情慾也可能蒙蔽他的良知，使得人利令智昏或令智迷。昏迷者知之而又不知，正是處在佛教所謂「無明」之狀態，無力於知行的合一。顯然，如何統整情意以調和知行，使人知行合一，是每
個人必須提出並解決的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可以說是人生三大根本問題中最畫龍點睛的問題，它涉及到知情意行是否統整（integrity）的課題。唯有身心靈統整的人，才能夠「誠於中，形於外」，活出應該活出的生命。
分開來看，上述人生三問各有其獨立之旨趣，不過，合起來看，它們之間是相互為用的。知之愈深，行之愈篤；行之愈篤，知之愈深。真知與力行之間具有一種良性循環，使得越明白的，越能去力行；而越能去力行的，也越能有真切的明白。這正是佛教說「悲智雙運」的精義。
生命三學梅山教
長久以來，我國教育偏重工具理性，忽略目的理性，致使更為根本的生命課題受到忽略，而教育的目標則本末倒置。上述人生三問正是最受到忽略的生命課題。忽略的結果是：社會上瀰漫著人生觀模糊、意義感空洞、價值觀混亂與人格不統整的情形，並由之衍生出種種輕賤個人生命、傷害他人生命；只有利益，沒有公義的現象。依此，如何針對深層的生命課題，進行生命教育，實屬刻不容緩之工作。
端午节的手抄报生命教育者，一言以蔽之，即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與「人生三問」相映照是「生命三學」。依此，生命教育應包含三項環環相扣的目標：
描写月亮的诗句 古诗一、引領學生進行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省思，以建構深刻的人生觀、宗教觀與生死觀。
二、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力，並學習「態度必須公正，立場不必中立」的精神，來反省生命中的重大倫理議題。
三、內化學生的人生觀與倫理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意行，提昇其生命境界。
测试词汇量從學理言，此三項目標包含三個各自獨立但卻彼此交互為用的議題領域，它們分別是：（一）終極關懷與實踐、（二）倫理思考與反省、（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以下將先說明它們各自之內涵，再說明它們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
（一）終極關懷與實踐，涉及的是人生最終極的課題，這包含了必死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又如何去開創其意義的人生哲學問題，也包含了有關死亡的省思與實踐的各種死亡教育課題，還包含了有關超越界與聖界信仰的宗教教育課題。
1) 生命意義的肯定與開創可以說是一切意義與價值肯定的基礎。人生不是只有飲食、男女與理財，更不是只有統獨、藍綠與經濟等議題值得關懷。人作為萬物之靈、作為神學家如拉內（Karl Rahner）口中所謂的「發問的存在」（ein fragendes Dasein），本質上就不只是追求實用功利的經濟動物而已，而還要探求意義與理想，並以之作為人生的出發點與歸依。人對自己及周圍的一切發出疑問並渴望答案。從某種角度講，宇宙人生確實很像羅素所感覺到的，似乎只是一團無明之氣在複雜的機械因果中的偶然聚散。果如此，一切是非分別、愛恨情仇、高峰低潮、乃至國家興亡、文明發展，都顯得貌似煞有介事，其實只是虛中之虛，幻中之幻。由此可知，攸關意義探索與安頓的人生哲學課題何其重要。人如果不能肯定生命整體為有意義，便很難從生命的終極空洞中攫取實踐道德與向上提昇的動力。事實上，生命如果是沒有意義的，也無所謂那個方向是向上或向下了，一切最終歸於寂滅，如聖經訓道書之所言：「萬事皆虛，虛而又虛」（訓 1, 2）。
不過，很遺憾的，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在中，人們很容易以具體為實在，而不容易察覺萬事皆虛的事實。也或者，即使察覺了，卻仍讓自己麻痺於開門七件事與電視報紙的實在感受中，免得整個人被虛無的陰影所侵蝕。於是乎，人生哲學問題顯得與庸庸碌碌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反倒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飲食男女與功名利祿很容易盤據人們的心靈。
人忽略死亡，忽略人是向死之存在的事實。
2) 人為何會忽略死亡？原因恐怕無他，而正是因為死亡是人所最不願意面對的事實。由於難以面對，因此人傾向於遺忘死亡。然而，遺忘生死是一切顛倒見的根源，它使個人的人生顛倒，也使整個人類文明陷於自我毀滅的惡性循環中。
首先，遺忘生死使人陷溺於無明的忙碌中，捨本逐末，忽略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索甲仁波切這樣描述大部分人的生活：
指甲的月牙「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這麼醉生夢死的，依循既有的模式活著：年輕時候接受教育，然後個工作，結婚生子；我們買個房子，在事業上力爭上游，夢想有個鄉間別墅或第二部車子。假日我們和朋友出遊，然後，我們準備退休。有些人所面臨的最大煩惱，居然是下次去哪裡度假。 … 整個生活步調如此緊張，完全沒有時間想到死亡。為了擁有更多的財富，我們拼命追求享受，最後淪為它的奴隸，只為掩飾我們對於無常的恐懼」。
本末倒置的人既然只顧著追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事物，如飲食男女、功名利祿等，因此很容易會遺忘了愛。亞當傑克遜在「人生的四大秘密」中說道：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每個人需要愛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事都來的多，只是我們都忘了。我們汲汲於追求其他的目標，譬如事業、金錢和財富，我們專注地追逐休閒、娛樂，而忘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二一頁）。
從巨觀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遺忘生死的後果更為可怕。在這樣的社會中，教育體系不再提供真正的「生命教育」，頂多只是進行技術性的知識傳授而已。至於做人處事的道理固然也在社會教化或維護的功能意義下進行，然而，由於碰觸不到生命的深處，很難對人產生深度的影響。「年輕人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卻對於瞭解生命整體意義，以及與生存息息相關的主題，茫然無知，有哪件事比這個還要諷刺」與顛倒呢？不唯如此，遺忘生死的社會必然淺薄近利。當大多數人都習於今朝有酒今朝醉時，他們必定「肆無忌憚地為著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掠奪地球」（西藏生死書， 二一至二二頁）。
此外，在遺忘死亡的社會中，死亡很容易成為禁忌。人們對死亡的過程與處理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死亡變得愈來愈非人性化與機械化。著名的死亡學專家庫布樂‧羅斯（Elizabeth Kübler-Ross）便指出：
「今天的死亡過程在許多方面都變得更為可怕而令人厭惡，也就是說，更為孤單、機械化
以及非人化。 … 死亡過程變得孤離而又無人情味，乃是由於絕症患者被迫從自己熟悉的環境運出，而匆匆忙忙送到急診所的緣故」。
對於這一點，索甲仁波切感嘆地說：
「我們的社會只迷戀年輕、性和權力，卻逃避老年和病衰。當老年人完成了他們一生的工作而不再有用時，我們加以遺棄，這不是很可怕的事嗎？我們把他們丟進老人院，讓他們孤苦無依地死去，這不是很令人困惑的事嗎？」（西藏生死書， 二三頁）
遺忘死亡的社會就是如此，人們既只顧著自己生活，忌諱死亡，也就會躲避一切與死亡相關的人事物。然而，人人皆有死，這也就意味著，當人被死亡的陰影籠罩時，他也同時必須面臨被社會遺棄的命運。這樣的社會容或是年輕有活力者的天堂（事實恐怕也不盡然），但必定是老弱邊緣者的地獄。
從這個角度來看，死亡教育有如當棒喝，提醒在濁世中翻滾的人們：你可以忘記死亡，死亡卻不會忘記你；更提醒人們，「賺得全世界卻失去自己的靈魂，並沒有什麼好處。」「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裡的主人翁墨瑞若不是因為突然身處絕境，怎麼可能從「publi
sh or perish」的絕對信念中醒覺起來，而察覺到過往對於學術成就或社會地位的追逐顯得荒謬虛幻？依此，死亡的必然固然讓人渾身不自在或情何以堪，但正視死亡卻是追求人生真理的重要契機與開端。不碰觸死亡經驗或忽略死亡的教育無法開展出真正深刻的人生哲學教育。
3) 不過，面對死亡果真就能超越生死嗎？追尋意義果真就能到或安頓意義？這樣的問題大概已涉入宗教領域，因此是更為根本的人生課題。一般而言，人認識世界的主要工具是理性與經驗。不過，理性與經驗很難以超越現實人生的方式來觀照生命與世界的奧秘。從某種角度講，純粹依靠理性與經驗的死亡面對或意義探索恐怕若不是徒然無功，便至少是無法窺其全貌的。哈伯瑪斯便坦言：「哲學不能取代宗教的安慰」。 這就涉及到了人認識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 宗教信仰。世界各大宗教都提供有關存在終極實相的智慧或啟示，更提供人如何提升靈性、邁向聖境的超升途徑。如何在多元宗教的世界中欣賞不同宗教的傳統，並為自己尋一適合自己身心靈開展的朝聖路途，毋寧是每一個人最為重要的終極課題，亦是宗教教育所最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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