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情怀
——读散文集《泥土哪去了》
作者：陈舒劼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5日 13版）
“泥土哪去了”五个字，加上作者信息和图书分类信息共七个方块，组成了一个严整的问号，烙在封面的中心位置。这样的亮相方式让人屏息凝神。作为书名，“泥土哪去了”也是理解这部散文集的钥匙：它象征着对社会进程的深刻变革的捕捉、对日常生活的症候式追问、对历史沧海桑田的感叹，但更是思想与情怀的自然流露。文无定法，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是南帆散文向往的美学境界，也奠定了南帆散文在当代散文随笔写作中难以被复现的个性。
一
没有独到的想法，就没有提笔的必要。南帆的创作理念在《泥土哪去了》再次得到了鲜明的印证。所谓“想法”，显然不是摘引常人难见的资料或复述伟大思想家的观点，它指向了生活的发现。“发现了什么”是南帆许多散文诞生的缘起，内容是问题的子嗣。
《泥土哪去了》集中了南帆对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捕捉、解剖、阐释与再追问，展示了散文写作可能拥有的思想密度。现代科技正将人的生活从自然中连根拔起并且塞入机器的逻辑（《泥土哪去了》）；机器文明持续改装人类的日常经验、重置人类的情感甚至欲望（《机器之瘾》）；效率的提高奇异地与事情的增长形成了正比（《快！》）；科学的发
展不断进逼人类的伦理底线（《科学让我恐惧什么》）；会议如水银泻地般地浸透社会空间后引起了许多近乎荒诞的感受（《相聚会议室》）。这些散文犀利地指出，农耕时代的美学话语开始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此同时，许多新的词汇在迅速地产生、流行、繁殖，以见证这个时代的迁流不居。很少人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泥土哪去了”所代表的疑问不仅指向传统美学的尴尬，更指向了这种美学感觉变迁背后人的主体性的动摇。泥土被驱逐出生活、机器规定感觉和需要、节奏快到不能自已、工具理性在不知不觉中禁锢了人性——“人”到哪里去了？我们正以怎样的姿态陷入技术与消费合力挖掘的陷阱？我们为何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兴高采烈？一连串的疑问屹立在散文的背面，催促着思考不断向表象背面的纵深掘进。
二
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南帆散文富有个性的智性表述；这些批评家同时认为，南帆愿意且擅长于克制自己的情感抒发，冷峻的智性挤压了抒情的空间。后一种认知受到了一套散文美学知识谱系的支撑，它更多地强调了周作人、朱自清、杨朔等人的抒情习惯。然而，散文集《泥土哪去了》以其叙事实践质疑了这套知识谱系的合法性。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思考引向深入：谁规定了智性与抒情的对峙？怀疑难道就不是抒情？追问难道就不包含抒情？
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抒情或抒情的意义，而在于抒情的境界与情怀。在这部散文集中的历史主题叙事上，述史的襟怀赋予历史重述以新的意义重量。性格棱角分明的沈葆桢为何能获得其所处时代和后世的双重认可？仕途坦荡的沈葆桢为何总是无法抑制辞官回乡的愿望？革命的大信仰与夫妻的小私情在林觉民身上发生过怎样的撕扯？历史遗留的伤口究竟隐伏了多大的情感能量？什么才是林旭、林纾、林长民等身处大转折时代的人进入历史的必要条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它并不意味着随意解读历史的合理性，而是将重担压在了历史解读的意义之上。面对福州历史上的先贤，上述问题的发现、解释与想象，恰恰构成了两个大转折时代的对话，这是一种隐蔽而宏阔的抒情。伴随着许多生动细节的不断展开、演绎、揣摩、体验，沈葆桢、林觉民、林旭、林纾等人的历史行为跨越了时间的藩篱，在一百多年之后仍在不断引发新的思索。当视角转向叙述父母和自己的往事时，历史变迁的稳重和率性、历史与个人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关系被反复探寻，则展示出逸出了“革命”式的大词条控制的、更为生动鲜活的，然而也是更为尖锐和沉重的历史。生活的发现
三
大情怀远比小规则重要。散文的文体、边界、特征，诸如此类的问题讨论期望一劳永逸地将散文的本质固定下来，或者至少做到与其他文体的泾渭分明。然而，从1994年《文学评论》上的《文类与散文》开始到2014年《光明日报》上的《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南帆多次表达他对于界定散文的态度：散文没有严格的文体规范，也不需要。美文、杂文、随笔、小品，各种细致的分类不能说明和保证散文本身的品质，同样，叙事、议论、想象、考证、抒情、质疑也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证明散文自由特性的极为精当的例子。
《泥土哪去了》这部散文集呈现出了散文写作在形象与抽象、绚烂与平淡、精致与自然之间所取得的平衡，这种境界显然源自思想和情怀的交融。因此，如果非要给散文写作打几个界桩，那么散文的边界不在于某种程式或特征，而在于思想或情怀的境界，在于对生命宽度的体验和意义深度的理解。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是一种情怀，思索和感悟也是一种情怀。无论散文笔法是九天翱翔还是潜渊将跃，对于有追求的散文而言，思想与情怀终是驭龙之珠。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