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淼专栏
【法治咖啡屋】
从《圣塔菲协议》到红军《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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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时代，有点不可思议。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是意大利航海家、探险家。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卒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
第三军团的欧洲人，一生从事航海活动，因发现新大陆（美洲）而名垂青史。但他的成功是与一份契约分不开的。
为探险航行，哥伦布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资助。1486年在一位伯爵的引见下，他见到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女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探险航行计划。经过4年的等待，委员会怀疑哥伦布计划的可行性，计划被否决。1491年11月底，经女王向其忏悔的主教的介绍，哥伦布在格拉纳达附近的军事要塞—圣塔菲城，又一次见到了女王，这一次他的计划又被提交到一个委员会审议，而且计划又一次被否决，理由是哥伦布想要的价码太高了，委员会认为一个平民不能得到贵族的头衔。哥伦布非常失望，决定离开西班牙到法国去碰运气。就在哥伦布离开一小时后，一名有影响的皇家司库说服了女王，理由是这次远航的费用不是太高，而哥伦布一旦成功所带来的收益将不可估量。于是经过3个月的讨价还价，哥伦布与伊莎贝拉女王签订了历史上有名的《圣塔菲协议》，协议规定：1.女王陛下任命哥伦布为他行将发现或获得的一切海岛和陆地的统帅，并且可以世袭；2.任命哥伦布为他行将在所述海洋上发现或获得的陆地和海岛的副王和总督；3.在这些地区得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及其他商品他都可以分得1/10，并且一概免税。此外哥伦布还得到了海军上将军衔和“唐”这个贵族称号，并由国家资助他的探险。
而在跨越漫长时空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996年的某一天，湖南汝城瑶民胡运海在维修其祖父胡
四德遗留下来的3间老土坯房时，发现屋角的墙缝里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很感好奇，打开一看，里面有张发了黄的字条，经仔细辨认，是一张几十年前红军写的借条，写借条的是红军第三军团事务长
叶祖令，时间是1934年冬，内容是“向胡四德借稻谷103担，生猪3头，约503市斤，鸡12只”。据官亨村年逾古稀的老人回忆，1934年冬，红三军团长征时，路经官亨村，由于正在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打仗，官亨村不少百姓逃到了山上，红三军团在缺乏粮草供给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该村胡四德筹集了这些稻谷和肉类食品。发现这张借据后，胡运海通过乡人大代表层层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引起了湖南省、市、县民政部门的重视。经鉴定，当年红三军团立借据一事确属事实。省、市民政部门认为汝城县是革命老区，广大瑶胞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理应得到回报，何况是当年红军立下的借据，更应为红军了却这一心愿，弘扬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于是2004年5月的一天，市、县两级老区办在官亨村举行了一场替当年红军兑现借条的仪式。按现价折算，由县民政局老区办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58岁的单身汉胡运海归还1.5万元人民币。胡运海当场拿出1万元捐给村小学办学，以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从1492年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圣塔菲协议》到中国红军《欠条》的兑现，这两件事背后具有相同的东西——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就是法治精神，它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条件下，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形成约定，双方必须遵守和服从这一合意，它体现了平等和意思自治。
这两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契约精神，看到了政府与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法治态度，看到了政府的诚信。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平等思想，也无诚信可言，从而会丧失政府的公信力。如果一个政府学会用“契约”而不是“命令”来治理社会，那么它就是一个成熟的政府。
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教授
——契约精神就是法治精神
74 人民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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