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红军杨信义：主攻腊⼦⼝的红六连连长（组图）
红军突破腊⼦⼝的伟⼤历史意义
腊⼦⼝之战是红四团与⽢肃⼟著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四师鲁⼤昌部进⾏的殊死搏战，以红四团的胜利⽽告终。1935年9⽉17⽇清晨6时左右，红四团胜利地攻克了⽢肃⼟著军阀鲁⼤昌重兵扼守的天险腊⼦⼝，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进⼊⽢陕的通道，为红军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这是⼀场关系着红军⽣死存亡的决战，英雄的红四团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精神，打出了我英勇的⼯农红军的军威，在中国⾰命史上树⽴了与⽇⽉同辉的历史丰碑，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腊⼦⼝战⽃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进⾏的⼀次以夺取要隘为⽬标的进攻作战。在战法运⽤⽅⾯，红军采取了奇正结合的⽅法，选择敌⼈意料不到的作战⽅向，克服天然障碍，达成战⽃的突然性。从⽽在红军历史上创造了⼀个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激情纵笔：“锣⿎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腊⼦⼝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上红旗展，势如破⽵扫敌骑。陕⽢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携⼿，扩⼤前进根据地。”《回忆录》写道：“如果腊⼦⼝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出不去，⽆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打开，全盘棋就活了。”
攻打腊⼦⼝部队的构成
攻打腊⼦⼝的红军部队为红⼀⽅⾯军第⼀军第⼆师第四团。其各级领导的姓名如下：
第⼀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第⼆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政治部主任舒同；
第四团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党总⽀书记罗华⽣；
第⼆营营长张仁初（兼红四团副团长）、副营长魏⼤全；
第⼆营第六连连长杨信⾹（杨信义）、政治指导员胡炳云；
第六连第⼀排排长王良太；
第⼀营营长季光顺；
第三军团第⼀营第⼀连连长⽑振华；
第⼀营第⼆连连长杨上堃。
1935年6⽉，红⼀、四⽅⾯军在达维会师。由于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严重，在“沙窝会议”以前，
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军委提议，从红四⽅⾯军抽调成建制的部队补充红⼀⽅⾯军，同时从红⼀⽅⾯军抽调⼲部到红四⽅⾯军各军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以加强红四⽅⾯军的领导⼒量。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军委的批准。7⽉21⽇，中⾰军委发布《关于⼀、四⽅⾯军组织及⼲部任免的决定》，红⼀⽅⾯军第⼀军团改为第⼀军，三军团改为第三军，五军团为第五军，九军团改为第三⼗⼆军；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等⼲部到红四⽅⾯军各军担任参谋长。其中，红四⽅⾯军第四军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第三⼗军参谋长李天佑，第三⼗⼀军参谋长李聚奎，第三⼗三军参谋长李荣；红四⽅⾯军从第四军、第三⼗军、第三⼗三军各抽调⼀个建制团，共3800余⼈，分别补⼊红⼀⽅⾯军第⼀、三军。其中，抽调第三⼗军第九⼗师第⼆七○团和第⼋⼗九师直属队，共1600余⼈编⼊红⼀⽅⾯军第三军（即原第三军团）；抽调第四军第⼗⼀师第三⼗⼆团1100余⼈和第三⼗三军第九⼗⼋师第⼆九四团1000余⼈，编⼊红⼀⽅⾯军第⼀军（即原第⼀军团）。
8⽉3⽇，在⽑⼉盖地区的草地上，第⼆九四团接到命令，编⼊红⼀⽅⾯军第⼀军第⼆师第四团。其中，第⼆九四团团长张仁初调任红四团副团长兼第⼆营营长，副团长魏⼤全任第⼆营副营长；杨信义任第⼆营第六连连长，胡炳云任第六连政治指导员。原红四团第⼆营改为第三营，原红四团第三营拆析，分别编⼊第⼀、第三营（即原红四团第⼆营）。在混编时，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特地向黄开湘、杨成武详细介绍了第⼆九四团的⼲部和部队情况，要求两⽀部队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加紧为
过草地做好准备。这样，红四⽅⾯军第三⼗三军九⼗⼋师⼆九四团就改编成了红⼀⽅⾯军第⼀军第⼆师第四团第⼆营。
第⼆九四团的⽼底⼦是川东游击军的⼀部分，1933年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三军九⼗⼋师⼆九四团，它的战⽃经历虽然不及红四团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红四团前⾝为叶挺率领的“铁军”独⽴团），但它也经历了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进军川西北等战役战⽃，⾮常熟悉⼭地作战，打过许多胜仗，部队⼠⽓旺盛，其中部分指挥员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红四团补充了这样⼀⽀完整的英雄团队，更是如虎添翼。这样，红⼆九四团在张仁初的率领下，有幸参加了突破腊⼦⼝的战⽃，其第六连担负正⾯主攻的战⽃任务。
1935年9⽉22⽇，红⼀⽅⾯军胜利抵达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农红军陕⽢⽀队，红⼀军第四团改编为第⼀纵队第四⼤队，下辖5个连队（由原来的红四团的3个营编成）。攻克腊⼦⼝的第六连改为第三连，由原来的⼆营副营长魏⼤全担任连长。
腊⼦⼝攻坚战的艰苦历程
9⽉14⽇黄昏，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在旺藏寺次⽇那（茨⽇那）接受⽑泽东的命令，“3⽇内抵达腊⼦⼝。”从旺藏寺到腊⼦⼝还有200多⾥的路程，红四团沿着⽩龙江边的深⼭峡⾕急速前进，冒⾬强⾏军两昼夜，沿途击溃或消灭了多股袭拢的藏兵和国民党⽢肃⼟著军阀鲁⼤昌的部队，扫除了前
进道路上的阻拦之敌，如期抵达腊⼦⼝。
9⽉16⽇，红四团翻⼭越岭，冒⾬⾏军，进⼊桑坝沟，先后将防守在⼑扎、⿊多两地的敌第六团第⼀、第三两个营击溃，打散其团部，俘虏鲁⼤昌的副官、医⽣20多⼈。驻守康多的敌第六团直属队及其第⼆营闻风丧胆，由腊⼦沟⼝掉头，南逃⾄洛⼤等地。混战中，敌团长朱显荣弃军潜逃⾄渭源县城匿藏，第六团顿作鸟兽散。在红军铁拳的打击之下，腊⼦⼝的外围防线顷刻就⼟崩⽡解，彻底溃散。
当天午后4时，红四团的先头部队第⼀营第⼆连在营长季光顺的率领下即已兵临腊⼦⼝前沿阵地，与防守之敌交⽕。由于腊⼦⼝周围全是⽯⼭，敌⼈居⾼临下，⽩⽇作战，我军⽆法隐蔽，也⽆法展开兵⼒，第⼀营⼏经进攻，均⽆法突破。
与此同时，红六连也已进⾄腊⼦⼝，团部命令红六连集结在附近的⼀个⼩树林⾥待命，连以上⼲部到团部去开会。⼀会⼉，六连连长杨信⾹和指导员胡炳云跑回树林传达作战任务——红六连接替红⼆连担负正⾯的进攻任务，战⼠们听闻这个消息后⽆⽐兴奋，迅即开展战前准备。为了增强六连的进攻能⼒，团部给六连各排安排了⼏名机⼿，著名的神炮⼿赵章成也来到红六连协助夺关。
傍晚18时前后，六连进⼊阵地，替换已经战⽃了⼀天的红⼆连。在团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红六连向守桥之敌发起猛攻。连长杨信⾹、指导员胡炳云率队向敌桥头阵地靠近。借助腊⼦河两岸的岩⽯掩护，沿着河边接近⽊桥。由于敌⼈居⾼临下，⼜是处在炮楼和碉堡之中，红四团的射击掩护毫⽆作⽤。
全军唯⼀的⼀门⼋⼆迫击炮发射了⼏次炮弹也没有打中敌⼈的炮楼和碉堡，相反，敌⼈的机和⼿榴弹却异常猛烈地封锁了六连的前进道路，把六连战⼠压在距离敌⼈桥头碉堡约100⽶的河沟岩⽯旁边⽆法前进，接连6次冲锋都⽆法靠近桥头。这时，团政委杨成武指⽰六连停⽌进攻，所有战⼠隐蔽撤退到河边的密林⾥，等待天⿊以后，组织突击队，采取夜摸、偷袭的⼿段再⾏进攻。
天⿊以后，红四团的机⼿再次向敌⼈展开射击，吸引敌⼈，掩护突击队快速靠近敌⼈。连长杨信⾹带领30多名勇⼠，分两路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双⽅在桥头较量，由于地形不利，兵⼒⽆法展开，红六连连续⼏次的冲锋仍⽆进展，还伤亡了10多⼈。这时，红⼀⽅⾯军的⼤部队正在逼近腊⼦⼝，⽑泽东等领导⼀次次派⼈前来了解战况，询问突击班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杨信⾹和胡炳云⼗分着急，重新调整⽕⼒，再次组织突击队，连续10多次向敌⼈发起猛攻，均未奏效。17⽇凌晨两点多钟，林彪、⾸长令六连撤下来休息，准备择时再攻。
林、聂⾸长来到四团指挥所，组织指战员讨论攻坚之策。俘虏供述，天亮之前岷县⽅向的增援敌⼈即会赶到，战情⼗分严峻。根据敌⼈暴露的⽕⼒和侦察的情况，通过审讯俘虏，发现敌⼈有两个缺点：⼀是炮楼和碉堡都没有顶盖，⼆是敌兵都集中在⼭⼝的正⾯，⼭顶没有守敌。如果能够爬上⼭顶，从⼭上向下投掷⼿榴弹，即可轻易地炸毁敌⼈的炮楼和碉堡。在连队召开的⼠兵⼤会上，⼀名绰号叫“云贵川”的贵州籍苗族⼩战⼠⾃告奋勇，说他能徒⼿攀岩。他说过去在家⾥采药、打柴，他经常爬⼤⼭，攀陡壁。只要⽤⼀根长⽵竿，绑上⼀个结实的铁钩⼦，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或⽯嘴，就能⼀段⼀
段地爬到⼭顶上去。只要有⼀⼈能上去，就能上去⼀个连、⼀个营。团营⾸长闻讯，⽴即“云贵川”谈话。杨成武回忆：他只有⼗六七岁，中等⾝材，眉棱、颧⾻很⾼，显得有些瘦。但⾝体结实，脸上稍带赭⿊⾊，眼睛⼤⽽有神。他的汉话还说得不太好，但能听的懂。
全团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苗族⼩战⼠⾝上。团长黄开湘⽴即⽤马把他送过湍急的腊⼦河，利⽤外突的岩⽯挡住敌⼈的射击线，在距离敌⼈只有200⽶左右的悬崖上，“云贵川”⾚着脚，利⽤⽵竿钩住粗树根，两⼿紧握⽵竿，脚趾紧扣⽯缝，噌噌噌，⼏下就爬到了⽵竿的顶部。他伏下喘了⼏⼝⽓，接着⼜向上⾯寻搭钩的地⽅，继续攀登，他爬上⼭顶，休息⼀会，⼜原路返回。这⼀成功的登⼭⾏动，让各级⾸长异常⾼兴，当即重新部署战⽃⾏动。
红四团决定采取正⾯主攻，侧⾯包抄，加上⼭顶突破的办法，实⾏三⾯作战，奇袭突破腊⼦⼝。登⼭部队由第⼀营第⼀连组成，由团长黄开湘带领。迂回部队由第⼀营第⼆连和侦察连、团部信号组组成，由团部通信主任潘峰带领，迂回到沟⼝守军的侧后，发起进攻。正⾯强攻仍由第⼆营负责，以第六连为主攻连队，由团政委杨成武负责指挥，两⾯夹击，
沟⼝守军的侧后，发起进攻。正⾯强攻仍由第⼆营负责，以第六连为主攻连队，由团政委杨成武负责指挥，两⾯夹击，夺取⽊桥，抢占沟⼝。林彪、、左权站在200⽶外的栈道旁边的树林⾥指挥战⽃，敌⼈的⼦弹不时地飞进树林，红⼆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发英就是在这⾥负重伤牺牲的。
在正⾯强攻中，团政委杨成武指挥第六连在密集⽕⼒掩护下向桥头猛冲，敌军居⾼临下，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事，固守桥头堡，第六连的⼏次猛攻仍不奏效。于是，红六连挑选15名战⼠组成三个突击⼩组（即敢死队），利⽤夜⾊掩护，从腊⼦⼝河沟两边⾏动，接近桥头和桥头堡，轮番向桥头突击。⼀组进攻桥头碉堡，另两组对攻⽊桥。突击队连续不断的夜摸、偷袭⾏动，消耗、迷惑、牵制了敌⼈，搅得敌⼈彻夜不安，给敌⼈造成极⼤的恐慌。由于敌⼈的阵地和碉堡⼗分坚固，炮⽕凶猛，敢死队很难接近碉堡，夺桥再次陷⼊困局，⼤家在等待时机。
在六连展开主攻的同时，团长黄开湘带领⼀连开始了登⼭⾏动。开始时，登⼭连队在腊⼦⼝下游徒涉过河，由于河流湍急，过河速度很慢。于是，黄、杨⾸长决定⽤团⾥的⼏匹骡马骑渡，速度仍然缓慢。最后，⼤家在河边砍倒两棵⼤树，让树倒向对岸做为⽊桥，登⼭连队很快就渡过了腊⼦河，随着“云贵川”从⼭顶放下的⼏根⽤绑带拧成的绳⼦，⼀连终于爬上了右侧（腊⼦⼝东南侧）的⼭脊；另外两个连队则从⼭⼝左侧的⼀条不起眼的⼭沟⾥，向腊⼦⼝纵深1千⽶的⼭脊进⾏迂回，也获得了成功。
就在六连焦急等待的时候，⼀颗信号弹在夜空升起，紧随之后，⼜升起⼀颗红⾊信号弹，表⽰登⼭的⼀连和迂回连队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总攻开始，⼭上⼭下，军号齐鸣，红四团从地⾯、⼭腰和⼭顶三个⽅向向敌⼈发起总攻。
“百丈悬崖当云梯，腊⼦⼝上降神兵。”敌⼈万万没有想到红军能爬上⼭顶，反来⼀个居⾼临下。在黄开
湘的指挥下，从天⽽降的红⼀连对准⼭下没有顶盖的敌⼈碉堡和阵地，⼀阵倾泻⼿榴弹，炸得敌⼈不知所措，抱头逃窜；迂回到沟⼝守军侧后的两个连队则从⼭脊俯冲⽽下，突⼊腊⼦⼝内，突发攻击，上下打击，内外夹攻，守敌被迫弃堡⽽逃；隐伏在桥下的敢死队员突然从岩⽯边钻出来，翻上桥⾯，拔出⼤⼑，呐喊着与敌⼈开展⾁搏；六连战⼠们纷纷冲向桥头，与敌⼈厮杀。敌军腹背受击，⼀部被歼，余即溃逃。经过5个多⼩时的激战，17⽇拂晓，六连敢死队与团长黄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胜利会师。敌军如丧家之⽝，没命地向北⽅逃去。敌营长慌忙向旅长梁应奎请求撤退，梁见⼤势已去，只好收拾残部，向腊⼦⼝以北的达剌⼭撤去，逃⾄岷县。红四团愈战愈勇，迅即突破了敌⼈在腊⼦⼝后⾯的三⾓地带设置的防御体系，完全占领了腊⼦⼝上的敌军阵地和军⽕库，红四团终于按时胜利地攻克了天险腊⼦⼝。
为了彻底地消灭拦路之敌，团长黄开湘率领红⼀连、⼆连和五连迅速冲击⾄敌⼈的第⼆道险要阵地，与溃逃之敌激战。在红六连的⽀援下，红四团很快占领了敌⼈的第⼆道防线，把战线向前推进了四五⾥，并击毙敌营长刘克布。接着，第⼆营⼀⿎作⽓，追敌5公⾥，突破了鲁⼤昌的第三道防线，阻敌向岷州逃跑。这时，红⼀⽅⾯军的⼤部队和党中央正在从容地通过腊⼦⼝⽊桥。红四团冒着密集的炮⽕，快速突破了敌⼈以达刺⼭为依托的第四道防线。随后，红四团兵分两路，⼀⼝⽓狂追敌⼈⼆三⼗公⾥，进⾄敌⼈设在⼤草滩的第五道防线阵地。此时，天⾊已⿊，敌⼈误认为⼏经激战，红军已很疲劳，不可能再⾏追击，就在⼤草滩匆匆地就地休息。敌⼈刚刚躺下，即被追赶⽽来的红四团包围消灭。
此战，红四团缴获了⼤量的武器弹药和布匹，还有20多万⽄粮⾷和2000⽄⾷盐。这些军需物资，对于经历了爬雪⼭过草地之后的红军来说，实乃⽆价之宝。
第⼆天，红四团把这批物资留给后续部队，继续追击逃往岷州的敌⼈，⼀举占领了岷州东关地区。这时，红四团接到彭德怀的命令，挥⼽东向，进军哈达铺。
战后，来到腊⼦⼝桥头，⾯对半尺深的⼿榴弹破⽚，伫⽴良久，慨然长叹：关⾮不险，路⾮不难，倘使是我军有⼀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焉能扣关⽽⼊？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当天，⽑主席途经腊⼦⼝，仔细观察这道“⼀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看到遍地的⼿榴弹柄和弹⽚感慨万千：“只有我们英勇的红军才能战胜这样的难关，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红军北上抗⽇！”当他得知那名苗族⼩青年爬上陡峭的腊⼦⼝⼭顶，为部队开辟道路英勇牺牲时，伫⽴⼭⼝，向牺牲的红军战⼠默哀致敬。后来，在陕北的⼀次会议上，⽑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时，提到了腊⼦⼝。他望着⼤家说：“哪些是打腊⼦⼝的同志？站起来看看！”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红四团的战⼠感到特别的光荣和⾼兴。
惨烈拼杀的历史记忆
攻克腊⼦⼝险关，有⼀个战⽃奇观就是敌我双⽅主要都是依靠⼿榴弹作战，这场惨烈相搏的恶战是互掷⼿榴弹的浴⾎之战。回忆：“⼊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桥的连队⼏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死守桥头堡。敌⼈从右岸⽯壁上倾泻下来的⼿榴弹，在桥头堡五⼗⽶内，构成了⼀⽚⽕⽹；⼿榴弹⽊柄和还没有爆炸的⼿榴弹在地上铺了满满⼀层，我攻桥的连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桥。”“狡猾的敌⼈，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恐地躲在⼯事⾥⼀不发，等到我们接近桥边时，就投下⼀⼤堆⼿榴弹……”“在我们突击队前进的道路上，敌⼈投下的⼿榴弹⼀个接⼀个地爆炸着。”“敌⼈投过来的⼿榴弹，⼀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在桥头三⼗⽶以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层。有的地⽅，没有爆炸的⼿榴弹已经堆起⼀层了。”“晨曦中，总攻部队开始过河。全团的轻重机⼀齐向隘⼝炮楼逃出来的敌⼈扫射。六连的同志更是威风，连步也不⽤射击了，⼀个个⾝背马，抡起雪亮的⼤⼑冲向独⽊桥，向敌⼈左砍右杀……”，“经过两个⼩时的冲杀，我们突破了敌⼈设在⼝⼦后⾯三
背马，抡起雪亮的⼤⼑冲向独⽊桥，向敌⼈左砍右杀……”，“经过两个⼩时的冲杀，我们突破了敌⼈设在⼝⼦后⾯三⾓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炮楼……，⼜经过我⼆营近⼀个⼩时的连续冲锋，敌⼈终于全部溃败，我们便全部占领了天险腊⼦⼝”。
胡炳云回忆：“狡猾的敌⼈，在我们射击的时候，躲在⼯事内不还⼿，但我们⽕⼒⼀停，战⼠们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榴弹，向我们猛烈反击。”“敌⼈的⼿榴弹不停地在我突击道路上爆炸，进展
⼗分困难。”“敌⼈扔过来的⼿榴弹，⼀个个在地上乱转，炸裂的⽊柄、弹⽚和未炸开的⼿榴弹，在桥头五⼗公尺以内的地⾯上铺了⼀层，有的地⽅已经堆了起来。这样激战到半夜，连续冲锋⼗⼏次，均未奏效。”
从红军战报和后续部队的⽬睹⽿闻中也可印证战⽃的惨烈场景。红⼀军政治部主办的油印⼩报《战⼠》，在1935年9⽉20⽇第3版报道了《夺取拉[腊]⼦⼝的模范英雄》（拉⼦⼝，即今腊⼦⼝）。全⽂如是：
“六连连长杨信⾹同志在攻击拉[腊]⼦⼝的当中，他率领⼀班战⼠，全带马⼑⼿榴弹，夜摸到敌⼈⼯事边，很沉着（地）打⼿榴弹。当时敌⼈也同样的乱打⼀顿。但该连长并不因敌⼈⽕⼒的射击⽽犹豫，并指挥全班战⼠瞄准敌⼈打⼿榴弹，给敌⼈⼀个⼤的的杀伤后，才安全的回来。
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同志在那夜攻夹[峡]⼝时表现了异常的英勇，并在政治上⿎动全连战⼠连攻夹[峡]⼝两次，连上战⼠在他领导下，没有⼀个不勇敢向前的。六连⼆班长杨昌桂同志率领⼀班⼈，连攻夹[峡]⼝五次，⾃⼰负了伤还⿎动班上战⼠：“我负伤没关系，我们今晚⼀班⼈都牺牲（在）这⾥都是光荣的。”
四连⼀班长李盛⾦、排长郭化德两同志夜摸敌⼈五次，虽敌⼈⼿榴弹⽕⼒很猛，但该班在李、郭两同志领导下，没有⼀个动摇和犹豫的。⼀连轻机关班全班同志在异常险峻的⽯壁上，摸到敌⼈后侧⼭上，
连续的把⼿榴弹打下去，正打在敌⼈的⼟围（⾥），打得敌⼈屁滚尿流。
这⼀英勇的⾏动配合了正⾯顽强的攻击，终于战胜了敌⼈，取得了这⼀战⽃的胜利。”
随后续部队⾏动的杨定华战后在《雪⼭栈道的⾏军》中写道：“距腊⼦⼝五六⾥的地⽅，就可以看出⼀些战后的残迹。沿途树⽊差不多每株都‘体⽆完肤’，不是伤，就是被⼿榴弹炸得断枝落叶，青青的绿草全被踏残了。敌我对峙的临时野战⼯事，在⼯事周围英勇牺牲的战⼠，这⼀切⼀切，都使⼈们看出是经过残酷的⾁搏战⽃的场所。”“腊⼦⼝的隘⼝，只有⼀丈多宽，进⼊隘⼝就要越过两根⽊头做的约⼀丈长之⽊桥。隘⼝⾥有堡垒数座，机关以交叉⽕⼒对着隘⼝。敌之右翼⼭上，在半⼭腰布置了⼀连守兵，专以⼿榴弹抛掷于隘⼝……隘⼝周围五⼗⽶，仅是未爆炸的⼿榴弹，就有⼀两百个。树⽊则被炸成了残灰……”
当年攻占腊⼦⼝，与其说是⽤⼿榴弹打开的，不如说是红军指战员以⾎⾁之躯夺取的。但是在查对、核实相关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章时，我们却不曾得到红军⽅⾯的伤亡数字。凡是写到伤亡情况，⼤都语焉不详，这也许是有意地淡化，却为历史留下了⽆法弥补的缺憾。
《回忆录》⾼度评价了腊⼦⼝战⽃的伟⼤意义，但是没有提及腊⼦⼝战⽃的伤亡情况。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仅仅写了主攻六连的⼀笔伤亡数字：“突击队员们……急得直冒⽕，待敌⼈的⼿
榴弹⼀停，⼜冲了上去。但⼏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个同志。”这是六连在最初阶段进攻受挫的伤亡记录。⽽在此后发起的多次猛攻，或“以⼩分队形式接⼆连三地向敌⼈轮番进攻”，直⾄最后的总攻击，都只字未提六连的具体伤亡情况。
舒同在红⼀军政治部主办的油印⼩报《战⼠》1935年9⽉20⽇第3版上发表⼀篇700字的短⽂《向北进攻——胜利的开始》，记录了战⽃的真实情景，红四团第⼀营在敌后攀登悬崖绝壁的⾏动中“奋不顾⾝”，“有的跌死”，可惜没有死者的名字，也没有红四团整体的伤亡情况。
胡炳云在《腊⼦⼝上的红六连》中写道：“我⽅地形不利，兵⼒⽆法展开，⼏次冲锋都没有成功，⽽且伤亡了⼗多个⼈。”这个伤亡数字，同样也只是最初进攻受挫时的伤亡记录，并且没有这“⼗多个⼈”的姓名和职务，没有提及以后多次进攻中的伤亡情况。包括他⾃⼰在战⽃中双腿负伤的情况也只字未提。这篇3500字的回忆⽂章，多是描述红军指战员的英勇精神，没有记述参战⼈员的具体情况。
只有在战后的《夺取拉⼦⼝的模范英雄》报道记载了六连连长杨信⾹（杨信义）、指导员胡炳云、⼆班班长杨昌桂，四连⼀班班长李盛⾦、排长郭化德五位同志的英勇事迹，成为我们今天已知的红六连和其他参战⼈员中姓名和职务都清楚的战⽃英雄。另外还有黄开湘、杨成武、⽑振华、杨上堃、潘峰、王良太、刘海清七位⽼红军参加了这次战⽃。
主攻腊⼦⼝的红六连连长杨信义
著名的军史专家、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卢振国同志（1985年5⽉的第⼆稿《红⼆⼗五军战史》的三名编著者之⼀）在《党史博览》2012年第4期著⽂说到，红六连连长杨信义在腊⼦⼝战⽃中不知是负伤还是牺牲了，下落不明。笔者在⼯作中偶然得知杨信义是安徽省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现将其有限的资料介绍如下：
杨信义同志照⽚
杨信⾹，⼤概在新四军第五师时改名杨信义。正是这次改名，使很多军史研究者不知道杨信⾹的下落。杨信义，1912年⽣，属⿏。1930年以前在家放⽜、种地；1930年3⽉参加中国⼯农红军，在独⼭任六安县保卫局队员；1930年3⽉—9⽉，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学校第四期任班长；1930年9⽉—1932年10⽉，在鄂豫皖苏区红四⽅⾯军⼭炮连当炮兵；1932年10⽉—1934年3⽉，在四川省通江县总保卫局任排长、政治指导员、营长；1934年3⽉—1935年6⽉，在四川红四⽅⾯军三⼗三军七⼗⼋师⼆九四团任营长；1935年6⽉—1936年2⽉，在四川和陕北任红⼀⽅⾯军第⼀军团⼆师四团六连连长；1936年2⽉—6⽉，在陕北⽡窑堡红军⼤学第四期任组长；1936年6⽉—12⽉，在陕北⽢泉县任洛河川办事处主任；1936年12⽉—1937年4⽉，在陕北任洛河川独⽴营政委；1937年4⽉—1938年3⽉，在陕北关中区任红三团政治处主任、总⽀书记；1938年3⽉—1939年8⽉，在陕北抗⼤总校任学习队长、营长、队政治处主任；1939年8⽉—1941年10⽉，在太⾏⼭任⼋路军⼀⼆九师⼗旅⼆⼗九团政委；1941年10⽉—1942年5⽉，任冀鲁豫区沙河县独⽴团团长；1942年5⽉—1951年经历不详，其间曾在宣化店新四军五师战⽃、⼯作，其夫⼈张绍兰即是在这期间认识、结婚的；1951年，杨信义在家乡参加⼟改和抗美援朝扩军⼯作；1952年在六安专区合作社⼯作，参加“三反”运动；1953年12⽉30⽇，担任中国茶叶公司六安中⼼茶⼚⼚长。腊⼦⼝战⽃造就了杨信义与杨成武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延安之后，他们两⼈却从此在两个地域战⽃，没有再在⼯作上的发⽣交集。⽽在“⽂化⼤⾰命”中，杨信义却受“杨余傅事
件”的牵连，受到严重的批⽃，被下放到⼩华⼭园艺场劳动；因其与⽼红军冯道⽣是表兄弟，⽽得到园艺场场长冯道⽣的关照。由于他在延安曾与⽼⼀辈党和国家领导⼈有过密切的接触，因⽽对他们怀有深厚的⽆产阶级感情。1976年1⽉，周总理病逝，⾝⼼受到打击；1976年9⽉，⽑主席病逝，更是加重了病情。1976年9⽉26⽇，终因⽩⾎病在六安病逝，享年65岁。当时，他仍在⼩华⼭园艺场⼯作。打倒“四⼈帮”之后，他在拨乱反正中得到彻底的平反，补开追悼会。英雄就这样⽣活在芸芸⼤众之中，度过了他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