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的“第四辈⼦”：《新⼯⼈》三部曲的⽣命见证
  2008年，吕途告别了在欧洲的⽣活来到北京，她把这称为她“第四辈⼦”：此后近⼗年，她访谈了上百名相熟或陌⽣的打⼯者，开办并参与了⼋年⼯⼈⼤学的教学⼯作，还建设了34亩的“同⼼桃园”社会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记录和探讨打⼯者⽣活、⽂化与命运“中国新⼯⼈”三部曲陆续写成，对吕途来说，她的“⼀⽣⾛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好像都是为了这第四辈⼦做准备”。
《中国新⼯⼈：⼥⼯传记》图书封⾯
今年11⽉，三部曲最后⼀部《中国新⼯⼈：⼥⼯传记》终于出版。相⽐起此前《中国新⼯⼈：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化与命运》两部作品，《⼥⼯传记》⼀书果断⽽令⼈惊讶地切除了理论探讨与材料分析的环节，⽽选择直接呈现每位⼯⼈的⽣命故事。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理解吕途的⽤意：多年来，她的⽣活和命运与“新⼯⼈”这个标记下每⼀个活⽣⽣的个体⽇益紧密地绑结在⼀起，这些与她分享⾃⼰⽣命故事的⼈，早已不能被⼲瘪地划分到某种可归类、可拆分或可数据化的“研究对象”，她的教学、研究或⼯作，也早已不再被设想为某种理论性、学究性并与鲜活的⽣命经验相分离
的“科学调查”。在与⼯⼈对话和交⼼的过程中，原本仅仅被视为研究环节或⽅法的“⽣命故事”越发显现它⾃⾝的⼒量：吕途写道，这本书将“是对⽣命本⾝的体会，是对⽣命⼒的歌颂”，她期望通过⽣命故事的分享激发读者与书本中形形⾊⾊主⼈公的对话，也期望在⽣命故事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命⼒的闪烁⽕苗——那是⼀种对善良、公平、正义和尊严天性般的向往，也是新⼯⼈意识觉醒的希望印记。
12⽉16⽇，《中国新⼯⼈：⼥⼯传记》新书发售会在海淀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会议还邀请到活跃于⽪村⽂学⼩组的张慧瑜、范⾬素进⾏对谈。九野乐队主唱张⽟（她的故事也收录在《⼥⼯传记》中）同样到场，与听众分享新⼯⼈⽂化歌曲。
吕途，1968年⽣于吉林长春市，荷兰⽡赫宁根⼤学发展社会学博⼠，2008年开始就职于北京⼯友之家。
生命的故事
“三部曲”的历程：⽤⽣命去见证与创造
《迷失与崛起》：认清现实
2008年，在⽐利时开会的孙恒邀请吕途到⼯友之家机构⼯作，吕途吃惊地回复，“机构没有洗澡的地⽅啊，每天晚上不洗澡怎么睡觉啊？我也不想上⽪村的厕所，太脏了。也许等⼗年以后吧”。然⽽，说着“⼗年后”的她⼏个⽉后便踏上了⽪村的⼟地。
迎接她的⾃然是⽪村糟糕的物质与⽣活条件：房屋破旧，居住空间狭⼩，冬天不得不⽣炉⼦烧煤取暖。这难以忍受的环境开始让她困惑：同样⽣活在这个地⽅的其他⼯⼈为何能接受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指望？吕途采访了近150名⼯⼈对居住状态与未来发展的看法，结果发现：在被问到“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时，⼤部分⼈选择“回⽼家”，但在被问到“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却有近90%的⼈坚持“在城市打拼”。
《中国新⼯⼈：迷失与崛起》图书封⾯
打⼯者在这份调查中呈现出的“过客⼼态”深深触动了吕途：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撑他们忍受困苦的是那个遥远的、可以回得去的家。⼀⽅⾯，她为这种“过客⼼态”忧虑——这种⼼态，让他们对⾃⼰受到的压迫更易选择逆来顺受，也让他们放弃去争取很多本应获得的权利；另⼀⽅⾯，她对这种⼼态背后的愿望产⽣了怀疑——在农村普遍衰败的今天，真的还有⼀个可以回去的家吗？
对吕途来说，“中国新⼯⼈”三部曲中的第⼀部是⼀部“认清现实”之作：这些城市内的匆匆过客，到底⾯临怎样的现实？她结合既有研究数据，试图通过微观的⼯友的⽣命故事总结出的社会宏观的结构样貌，⽽呈现在她眼前的，是⼀种普遍的迷失：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以及迷失在城乡之间的⼯⼈体。
《⽂化与命运》：认识⾃⼰
事实上，在第⼀部《迷失与崛起》撰写的⼤部分时间中，吕途都被⼀种深深的⽆⼒感笼罩。在⼀次苏州的读书会讨论中，⾯对吕途对⼯⼚或资本制度的种种批评，⼯友们却显现出极⼤的困惑：“我觉得社会很公平啊”，“哪怕不公平，⾄少也合理吧”，“哪怕有些不合理，⾄少很正常啊”。这些“公平”“合理”“正常”让吕途感到，问题不仅仅是新⼯⼈本⾝⾯临的严峻状况，还有他们对这种状况的默认或不⾃知。更
令她失落的是，⼤多数⼯⼈显然对⾃⼰⽬前枯燥难熬的打⼯⽣活是不满意的，但在被问及未来愿望时，他们往往表⽰“我不想打⼯，我想当⽼板”——对他们来说，改变命运，就是要成为那个剥削⾃⼰的⼈来剥削他⼈。新⼯⼈们⾂服于资本的逻辑，他们⼀⾯受到资本的压迫，⼀⾯⼜将这种压迫内化并认同了，他们既难以改变⾃⼰，也⽆法改变他⼈的命运。
这推动吕途去关注“⽂化”。什么是⽂化？我们来到“新⼯⼈三部曲”第⼆部的主题：⽂化与命运。⽂化是⼈的⽂化，是⼈对⽣活在此时此地的整体⽣活⽅式的体验。在吕途看来，只有通过分析统治⼯⼈⽣活与视野的⽂化本质——换⾔之，只有
⽣活在此时此地的整体⽣活⽅式的体验。在吕途看来，只有通过分析统治⼯⼈⽣活与视野的⽂化本质——换⾔之，只有认识⾃⼰，认识我们的⼯作、⽣活，我们希望或应该做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发现其根本困境以寻解放道路。
《中国新⼯⼈：⽂化与命运》图书封⾯
有趣的是，相⽐起《迷途与崛起》归纳式的研究⽅式，《⽂化与命运》却不急不缓地讲述起⼀个个故事来。在这本书中，吕途更进⼀步⾛进新⼯⼈的⽣命历程，开始关注他们曲折的经历与细腻的情感——她看到，⼯⼈在⽣活与⼯作中表现出躁动、不安、希望等“情感结构”并⾮⽆中⽣有，它们内嵌在⼯
⼈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中；也正是这些复杂感受让我们窥见⽂化在⽇常、在社会中的体现。吕途谈到，《⽂化与命运》⼀书的主题，便是通过回顾⽣命故事，展现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将⼈们牢牢抓住并加以内化的；在⽂化分析的过程中，它将⽭头鲜明地指向资本⽂化，指向新⼯⼈对这种⽂化的内化及其思想价值观的断裂。
事实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吕途也曾到苏州的台资⼚做过流⽔线的⼥⼯。这短暂的打⼯经历却给她带来深刻⽽⿊暗的记忆。长时间的流⽔线⼯作让她感到“⾃⼰没有价值”，⽽⼯⼚内盛⾏着当地⼯⼈对外地⼯⼈的欺凌，⽼⼯⼈对新⼯⼈的欺凌更让她感叹压迫内化的严重性。在⼀种极端压抑的⽓氛中，“我变得沉默，⽼实，难以看到任何改变的希望”。
那么出路究竟在何⽅？
《⼥⼯传记》：寻出路
在《⽂化与命运》的写作过程中，吕途的信念越发清晰：擒获⼯⼈是资本的⽂化，资本和⼈/劳动者的对⽴正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主要⽭盾；反抗和解放的希望需要在⼀种新的、属于新⼯⼈的⽂化中孕育，这意味着，我们将使⽂化成为“⼀种整体⽃争的⽅式”，通过⽂化批判、⽂化实践来促进建⽴新⼯⼈个⼈和体的主体性。
吕途将三部曲最后⼀部《⼥⼯传记》视为“寻出路”之作。这部作品特别地将⽬光投向“中国⼥⼯”：从50后到90后，她们的恋爱、婚姻和⽣育经历，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她们作为劳动者的⽣活，她们是否、⼜如何获得解放与新⽣。在书中，吕途不再给出任何理论分析或理论建议，⽽是纯粹地呈现⽣命故事。
1985年出⽣的段⽟。她曾并不认为⾃⼰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性别歧视，但⼈⽣中两件事让她极⼤地体会到了⼥性的痛苦：⼀是被妈婚，⼆是⽣完孩⼦成为家庭主妇时。段⽟说起⾃⼰对⼥权的理解：“⼥性受到束缚，也会给男性带来压迫。”如今但她通过乐队开始直接参加⼥⼯的活动，并在歌曲中倡导性别平等。
在吕途看来，⽂化的⽃争是⼀个体的⽃争，也是每⼀个个体的⽃争，是每⼀个个体在⾃⾝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互动下，看清现实并到⾃⼰的⽃争。从《迷失与崛起》《⽂化与命运》到《⼥⼯传记》，她越来越倾向靠近个体，并传递⽣命本⾝的⼒量，“我希望了解更多⼈的故事，想看看更多⼈的⽣命⼒
是如何伸展的”。个体的⽣命经验有时单薄、⽆助，却依然包含哪怕是⼀瞬间改变与抗争的希望，吕途想要展现的，正是从历史中⾛来，在现实中孕育的⼥⼯们的⼒量，是在这些个体⽣命经验的汇集之中，⼥⼯体坚韧的精神⾯貌。
对谈：⼯⼈⽆⼒吗？⼯⼈会觉醒吗？
在对谈环节，范⾬素、张慧瑜就本书和新⼯⼈⽂化与吕途展开了探讨。张慧瑜⾸先肯定了这本书对普通⼈、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他同时指出，相⽐起成为某个体的代⾔⼈，吕途更像⼀位倾听者和对话者。作为⽪村⽂学⼩组的⼀员，张慧瑜分享了⾃⼰在⿎励并阅读⼩组成员书写的⾃⼰故事的感受：在典型的左翼⽂化书写⽅式中，⼯⼈，尤其是⼥⼯往往被塑造成⼀种苦难的、愤怒的形象。但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愤怒的情感恰恰是最少的，这些⼯⼈有苦难，但更有对⽣命中苦难的⼀种坚韧和坦然，⽽每个个体故事的背后，都包含特定时代相似阶层的⼈的痕迹。
张慧瑜，北京⼤学中⽂系⽐较⽂学博⼠，北京⼤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图为张慧瑜（左）在打⼯春晚。
范⾬素，湖北襄阳⼈，现居北京，曾撰写《我是范⾬素》。财新图
范⾬素则从⾃⾝感受对吕途《⼥⼯传记》中的⼯⼈形象提出疑问。在她看来，这些书⾥的主⼈公呈现
的并⾮⼥⼯的全景，⽽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主⼈公多为50年代后的国企⼯⼈，或70年代后的维权代表与公益组织参与者。“⽤知识分⼦的话来说，这些⼈是觉醒者，他们展现的更多是⼀种正⾯的⼒量——但这恰恰跟跟我知道的⼯⼈故事并不相同。”更让范⾬素感到亲近的是夏衍《包⾝⼯》与郑⼩琼《⼥⼯记》中的⼯⼈形象：这两部作品相差了近百年，其中⼯⼈的遭遇却依然如此相似，“这才是⼥⼯的真实镜⼦——⽆⼒的、悲凉的⼥⼯。”
范⾬素谈到了让⾃⼰感触最深的⼀种⽆⼒处境：许多母亲们与⼦⼥分别来城市打⼯，她们长期⼯作不敢辞职，长期忍受着不能与孩⼦见⾯的“挖⼼挖肺的煎熬”，但这以亲情为代价来供养孩⼦上学的努⼒却可能只换来⼀个“⼤学毕业等于零”。母亲为了孩⼦的未来⽽放弃亲情，但在巨⼤的付出下，孩⼦却未必能获得未来。我们这些⼈究竟该何去何从？范⾬素如此发问。
郑⼩琼《⼥⼯》（节选⾃《⼥⼯记》）
吕途承认，《⼥⼯传记》中的主⼈公不⾜以展现⼥⼯的全景。但即使是⼀个个例，也同样带有时代的痕迹，她们的故事是⽣命历程和社会历程的交织。吕途同样提问：这些站出来的，尝试去维护⾃⼰权利的⼥⼯真的特殊吗？对⼤多数维权的⼥⼯来说，维权的经历可能持续⼀年或短短⼀⽉，在此前的漫漫⼈⽣中，她们与其他⼯⼈⼀样，都是流⽔线上沉默的⼯作者。那短短⼀年或⼀个⽉成为她们⽣命中闪光的⽇⼦，⽽踏出这⼀步的契机并不多么难寻：或许是⽣育，或许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