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普遍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翻译的，它对译者要求很高，不仅要具有高超的语言翻译能力，同时必须在诗歌上也有较深的造诣，即既是优秀的翻译家又是诗人，而能兼备这两个要素的人寥寥无几。 但，即便具备了上述两个基本要素，诗歌翻译仍是困难重重，译者还得了解诗人所在国度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此外对诗人的人生经历也必须了如指掌，这就给诗作的翻译增添了难度。 某种意义上，诗歌是一种根本无法翻译的文学样式，因为诗歌带有诗人复杂的内心体验，这种体验具有唯一性，外人很难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我们平时不是能接触到很多国外的诗作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在阅读世界文学泰斗的诗作时，总觉差了些味道，体现不了诗人的灵性。泰戈尔、雪莱、普希金、叶芝、艾略特这些诗人够如雷贯耳了吧，如果就目前国内我们所能看到有关他们的译作而言，可称道的并不多。这并不是他们不够优秀，而是诗歌本身具有不可翻译性。 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为例，冰心、郑振铎都翻译过他的诗作，其中，郑振铎翻译了《新月集》和《飞鸟集》，冰心翻译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迄今为止，他们的翻译被公认为最为国内泰戈尔译本中最出的。这些译作中出现了“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星”、“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妙曼而又脍炙人口的诗句。
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翻译过来的作品依然存在灵性不足的毛病。 其实，也有不少人指出，由徐志摩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最为合适，北京大学毕业后，他1918年赴美留学，期间结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经过后者的举荐，1920年，徐志摩又以特别生的资格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在诗歌上具有很高成就，其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现代诗不可多得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徐志摩也与泰戈尔相识相知――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时，徐志摩就是陪同人员兼翻译，泰戈尔第二次来华还在徐志摩的寓所住过几天。但据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透露，徐志摩之所以没有翻译泰戈尔的诗作，是因为担心翻译过来会伤及泰戈尔的完美。 今天，在我们接触的诗歌译作中，很多作品都平淡如一杯白开水，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西方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效果。 其实，中国的诗歌更难翻译，因为中国诗歌通常会运用很多表现手法。《诗经》中脍炙人口的《硕鼠》，就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痛恨和不满。如果将其直译，艺术性就大打折扣了。而格律、押韵等，都具有唯一性，使得翻译成外语根本行不通。而在李白的诗歌中，夸张用法十分普遍，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可以说，外语再好，文学成就再高，翻译成外语后就彻底变了味。 而且，诗歌的用词十分微妙，往往差一字，味道就大不相同。唐代诗人贾岛的“鸟宿
池边树”，“宿”字的妙趣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更别说用外语翻译。所以，诗歌讲究用字，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当然，可能有人认为，虽然古体诗难翻译，现当代诗还是可以翻译的――现当代诗的表达更灵活自由。必须指出的是，现当代诗同样无法翻译，越是优秀、情感体验深刻的诗歌，其表现手法越多，比喻、借代、夸张、复沓等难以尽述，在郭沫若长达300多行的《凤凰涅�》一诗中，回环往复是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汉语最适合表达这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气势”。此外，诗歌都有跳跃性的特点，翻译后其实已经不是诗人的东西了，破坏了原味。 中国还是一个多流派的诗的国度，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为例，这种先锋性的创作，诗人在诗作喜欢采用总体象征的表达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阅读这类诗歌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大部分人是通过“合理误读”欣赏他们的作品。朦胧派尚且如此，更别说后现代诗歌了，后者在不翻译的情况下也很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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