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
我叫史龙升,生于1938年,住胡庄镇史庄村十一组,1998年光荣退休。退休前为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在刘荡中学、宣堡中学、城北中学、马甸中学教学,担任过高中学校的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1993年被聘为泰兴市教育局督学。我的教书育人的事迹以及成功的家教经验曾被刊登在江苏省级刊物《初中教学研究》2009年第6期上,另外,豆丁网也曾报道过。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这里,我所要讲述的是,恢复高考改变了我这样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
1961年,我工作的第二年,我和爱人蔡明玉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妻子和孩子在老家生活。孩子们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中,整个家庭就靠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以及妻子在生产队争点工分钱养活。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十年宣告结束,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百废待举。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
至今记得,1977年秋天,我从报上陆续读到恢复高考的相关消息。1977年8月初,在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大会上,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这一主张得到的明确支持。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
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10月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
员军人、干部以及1966、1967、1968届学生(老三届学生,年龄、婚否不限)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消息刊出后,让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感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这也是我们这些农村教育工作者所迫切希望的。
在我的记忆里,1977年,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转折点,这一年,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
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圆梦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同时,也使我们这些农村家庭出身的人梦想破土而出。因为,我的女儿史丹霞即将作为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我读书的情景。我6岁时,母亲不幸病逝。1946年,父亲把9岁的我送进私塾读书,在私塾里,我熟读《百家姓》,诵读《千字文》、论语等。同时我练得一手好字,连私塾老师也自愧不如。我从9岁起到大学毕业,年年都为村民们写春联,我的聪明、灵活为老师赏识,也为村民们津津乐道。
1949年8月,史庄小学成立,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53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泰兴县口岸初级中学。三年后,1956年,我被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录取,在扬州读书的两年里,由于家境贫困,几近辍学,就在这时候,我得到同村长辈史宝田的资助(时任扬州专
区保卫科长),我暗暗下定决心:勤奋学习,向关心自己的所有人交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用实际行动告慰母亲的英灵。两年后,1958年,我被扬州师范学校保送进江苏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专业,这时候,我更加痴情地遨游在数学王宫,我的成绩在班上独占鳌头。1960年8月,我怀揣着儿时的梦想,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了泰兴“北大荒”汪乡大刘荡中学任教,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倾注在乡村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架起农村孩子的希望之桥。
现在,恢复高考了,我把自己拼命读书、求学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听,我的求学故事深深感染了我的孩子,他们知道后,在1977年的除夕,我的家庭出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大约晚上7点10分,我们全家吃好年夜饭,四个孩子为我们大人(我们夫妻二人,还有岳母)表演文娱节目,他们临时商议了一下,用快板、三句半表演了吸烟的害处等节目,接着四个孩子都各自把书拿出来,在亮光充足的红烛下,各看各的书,我也陪着他们看书,到了睡觉时又统一了一下认识,大年初一的读书活动,吃早饭之前,先读书,吃了早饭后,不急急忙忙出去,到邻居家拜年,而是读书读到九十点钟时,再到邻居家拜年,四个孩子把学习抓的紧,认为过年期间伙食不错,不用功学习是说不过去的,他们利用过年期间把功课复习预习好,心理非常愉快,这种好的传统一直流传着,直到高考,养成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我还要求孩子们除了复习功课外,还要超前学习,就是抓好预习环节,预习可分为下一节课的内容,下一学期的内容,下一年级的内容等等,所以他们的学习都较优秀,这也是我和妻子感到愉快的事,若干年后,
我们享受到了这些甜果,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去苏州看看孩子们,看看孙子们,深感幸福美满。
我对孩子们从不叫他们如何认真学习,而是做好我的事:上小学时,就把初中的书买好,上初中时,买好高中的书,放在孩子的房间,还有一个,买一些小的食品,如酥饼、糖,放一个装满开水的热水瓶,送过去时,对他们说的是“早点休息,不要累着!”不知怎的,他们不肯早点休息,一般10点以后。
当时,我听说有一套复习资料对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有直接提升成绩的可能性,这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听人说,这套资料刚面世时,就引发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我想方设法,托在上海工作的岳父从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真的要感谢他。
在请家教之风盛行的今天,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能够请家教的人家几乎没有。我们夫妇省吃俭用,为自己的女儿史丹霞请了家教,高中物理教师田,利用课余时间专门对我女儿辅导,因为这孩子其他学科不错,加之又有《数理化自学丛书》,唯有物理感觉难度较大,
仅在及格分以上,对课上老师讲的物理知识,她半生不熟的,课后,我就请田老师有针对性地辅导,这样,孩子物理成绩提升很快,从及格分到稳定在80分以上。
读书改变命运
1978年秋,女儿的高考分数下达后,又一次担惊受怕,总分数是299分,连当时胡庄公社的领导干部都替我担心,他们当时认为
起分线应在300分以上,怎么就差了一分呢?在那个年代,胡庄公社当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学生。结果大学分数线公布下来,录取分数线是288分,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天,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中,女儿考上苏大蚕桑学院,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唱呀,跳呀,感谢外公,同时感谢所有帮助过女儿的人,为答谢师恩,还专门设宴招待了胡庄中学的老师。
农村高中胡庄中学,史丹霞被高校录取,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遍远乡近邻。当时的泰兴县教育局也对胡庄中学表示祝贺,毕竟农村中学第一人。女儿毕业后被分配到江都县嘶马公社担任养蚕栽桑的技术员,后来,她又被江都县政府派去日本留学,现在位于泰兴城西边的福冈编织厂是中日友谊的见证,也是史丹霞回报家乡的见证,经她介绍,史庄村已有20多名青年男女去日本打工,少说也为史庄村净赚外汇合人民币有几百万元,为泰兴经济的崛起作出了贡献。泰兴电视台曾多次采访报道了她。
女儿考取了大学后,她的三个弟弟都能以为榜样,勤奋学习,攻坚克难,再加上也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传递给三位弟弟,他们一个比一个用功读书。1981年,我的大儿子史忠民被山西职业技术学
院录取,学习炼钢专业,因在学校学习和品德优秀,被优先分到苏州市人事局,再由人事局分派到苏州钢铁厂,现在苏州钢铁厂任技术干部、工程师、厂办公室主任。
二儿子史志明,1984年考入天津大学电化学系,属边缘科学,这个专业也是由该校决定的。1988年被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同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