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古代赌博
  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萌动的时候，赌博也就应运而生。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就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伊拉克和印度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就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由此算来，赌博游戏在中国也有3500余年的历史了。
  乌曹有无其人，是否作博，不可尽信。商代的博戏，至少在上流社会是存在的。周朝流行斗鸡博戏。据《列子·黄帝篇》说，周宣王非常喜好斗鸡，对养鸡斗鸡颇为精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赌博活动已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地区流行开来。在上流社会，从国君侯王到一般豪富，都嗜好博戏。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17年），鲁国国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其起因之一便是源于赌博，斗鸡过程中季平子先破坏了游戏规则，“介其鸡”，即以革为其鸡作甲，郤昭伯以牙还牙，“为之金距”，即用铁包裹鸡脚，因而引起季氏恼怒，导致一场内乱爆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国君王闵公（泯公）更因与人博戏，发生争执而身亡于局盘之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说，闵公与大夫南宫万外出狩猎时作六博戏，赌博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闵公情急之时，当众揭了南宫万曾作过鲁国俘虏的短，南宫万一怒之下，举起六博盘砸死闵公，酿成一场大祸。据史籍记载，大梁一姓虞的富豪不但自己嗜好博戏，而且每日在家临街的楼上开设博局招赌，四方赌徒闻风而来。如果有人击博射中，众人争相喝彩，好不热闹(《列子·说符》)。
锥体束损害
读书手抄报内容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赌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曾记述孙膑帮助齐国名将田忌智胜对手，赢得千金的故事。孙膑运智帮助田忌跑马场上赢千金，历来史家都传为美谈。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镇定自若，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先秦时期，赌博不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一般百姓，亦喜此戏。《庄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则故事：两个仆人一起去放羊，结果将羊弄丢了。主人问他们放羊时干什么去了，男仆说他当时正在读书，童仆则说他玩掷骰子赌博游戏去了。 (参见《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放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当时许多国家的都城，嗜赌若狂，赌风炽盛：“闫闾之会
，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 ( 《史记·滑稽列传》 ) 齐国的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 ( 《史记·苏秦列传》 ) 。这一时期博戏种类已趋多样化，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当时（约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立方体骰子。斗鸡、走犬（跑狗）、六博、奕棋、投壶竞相出现，不一而足。missha的bb霜
列子说符走向社会化：晚清赌博概观
  晚清赌博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
傅山书法。其中尤为明显的便是赌博形式的多样化。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又代有创制；既有西方输入的洋玩意，又有一些不中不西、中西合璧的新花样。从叶子、牌九到押宝、番摊；从花会、山票、铺票、白鸽票到闱姓、吕宋发财票；从赛马、跑狗、回力球到扑克牌、赌、吃角子老虎机，还有风靡华夏、远播异域、历久不衰的麻将。在上述诸种赌博中，尤以麻将最为大众化，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同乐，妇孺皆知，致有所谓“国赌”之誉。而西方赌技的传入并流行于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更给传统的赌博注入新的活力。晚清从道光中期到宣统逊位，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新创了如此之多的赌博形式，且汇古今中西为一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杂赌”奇观，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总括起来，晚清赌博诸形式有两大特点：其一，晚清上述诸种赌博受西方赌技影响较大，偏离了博的原有故道，而一味朝赌的方向发展，古代赌博除了图财谋利外，一般还讲究博的愉悦。博除了机会运气外，还需较智伐谋，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供依凭。而晚清上述诸赌博则缺少这种博的游戏过程，人们参赌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彩。第二，传统赌博形式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往往在一室之内、方寸之间进行，局盘、叶格的有限空间限制了参赌的人数。这与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中心，人际交往有限，社会组织松散不无关系。而晚清赌博有不少形式如闱姓、花会、山票等则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状态下进行的，赌局内部组织严密，分工很细，各司其职，赌客不必到就能参加赌博，赌局（庄家）与赌徒之间因此拉开了距离。可以这样说，传统赌博是家庭型、分散化的；晚清赌博则是社会性、集中化的。这一特点不仅反应在赌博形式上，在其他方面更有明显表现，这就是职业化与社会化。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现象的出现，正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生活近代化一个特殊的畸型的产物。在近代城市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和城
市近代化进展较快的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汉口），赌博职业化现象都较为普遍。尤其是广州，由于清廷地方当局大开赌禁，公开招商承办赌馆、票局，于是就有不少商人出来承包赌博业，广州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赌商阶层。这既是一种社会病，更主要的是一种城市病。尤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与赌博形式集中化、规模化有关。由于白鸽票、山票、铺票、花会、闱姓等赌博一般都要有组织、大规模进行，因此，在这些赌博形式中产生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化赌博集团。以花会为例，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福建、广东、天津、上海等地，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赌博集团。上海花会总会先设于南市猛将堂，后来几经搬迁，曾迁到北市的华记路等处，最后定址于虹口的庄源大。花会内部组织严密，分工很细，由护筒、开筒、写票、收洋、看洋、巡风、更夫（报钟点之人）、稽查等人员组成，一般少则三五十人，多则百人以上，此外还雇有招徕赌客的职业跑腿“航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这类“航船”共有四百五十余人。“航船”抽取赌注十分之一和在所拉客中有赌赢者之彩金中取三十分之一。福建的一些花会票局以股份制形式集资组成，出资最多的股东被推为厂主，“其资本约一千余圆，尚有后备金数千圆。股东至多，凡十余股，股亦不限额，惟以最多者为厂主。复聘花会中之老手及经验最富者为之辅。而厂外则又有所设风桌十数张，资本多者，亦
规范校外线上培训数十百金。” (《清稗类钞·赌博》)
  闱姓赌博是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的典型例证。广东的闱姓是由紫山村机房中人“斗彩”博戏发展到有组织的职业性票局，后来还得到地方政府批准。光绪十一年（ 1885 ）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呈请清廷弛禁闱姓，并招商承办，“包商缴饷”，逐渐形成为有一整套管理制度的经济实体化的赌博专业组织。一些闱姓大赌商不仅在赌徒中呼风唤雨，而且通过明（缴饷）暗（贿赂）两条途径，一度操纵科举考试，左右地方政治和经济。
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
  我们之所以说民国赌博是“泛滥成灾”，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民国时期短短四十年间赌风甚炽，狂潮迭起；二是自晚清以来赌博职业化、社会化趋势愈演愈烈，遍设，为历代所鲜见。
  民国赌博的演化大致分为三个大的段落。民初至 2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大革命时期对赌博冲击很大，赌风蔓延之势有所收敛；20年代末
至40年代前期为第二个段落，抗战前全国赌博活动十分猖獗，抗战时期日伪沦陷区不仅延续，而且有日益加剧之势；40年代后期为第三个段落，在极为混乱的社会环境中，赌博活动乘隙生长，不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日益缩小，全国性赌博狂潮终成强弩之末，逐渐消歇。
  民初赌风炽烈与大大小小的军阀不无关系。首先，许多军阀本身便是嗜赌如命的大赌棍，其行为本身为社会赌博风行起了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辫帅”张勋、奉系头目张作霖、桂系首领陆荣廷、山东督军张宗昌等都是名噪一时、赌品极坏的无赖。而张宗昌“狗肉将军”的绰号就直接来源于赌博。“吃狗肉”原为广东上的一句隐语，广东人把“九”读成“狗”，“天九”便读成“天狗”，推牌九，读起来就成了“吃狗肉”。由于张宗昌在各种赌博中特别嗜好称之为“武赌”的推牌九，有一段时间常常在北京与广东来的一些军阀、议员们赌牌九，因此便获得“狗肉将军”的“雅号”。其次，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赌博，而且往往大开赌禁，借赌博来达到平衡矛盾、筹措军饷、中饱私囊的可耻目的，使本来就难以扼止的赌风更是如火如荼，日盛一日。
  上海，历来是冒险家的乐园，民初，中外赌客纷至沓来，东西赌技荟萃于斯，赌博业更显畸型繁荣。传统赌博如麻将、牌九、花会继续发展，其中花会在 1924年至1930年达到鼎盛。1923年至1925年间又时兴一股“诗迷赌博”，卷入者甚众。20年代末，外帮、本帮流氓相继开设名目繁多的，富商巨贾、洋行买办兴办各类“总会”，官僚显贵的公馆赌博也风行一时，输赢辄万，远胜于正规，而赛马、跑狗、回力球、赌、吃角子老虎机等西方赌博方式也大量输入上海，引发国人新一轮嗜赌狂潮。
  天津，地处京畿要津，为满清遗老、皇室贵胄、民国下野军阀、政客的退隐之所，这些人将在朝时收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天津广购楼宇，以“高级寓公”的身份终日吃酒斗牌，一掷千金。据有关资料记载，本
帮人物潘子欣精于赌术，经常与他来往赌博的人如张弧（字岱松）、王克敏（字叔鲁）、李宣威（字律阁）（均为北洋政客——引者注）和清贵族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搏、载抡以及荣禄儿子良揆等人。在第一次欧战时，德国人撤退，他廉价购到英租界马场道花园别墅楼房一所，这个住宅后来就为他们经常聚赌的处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
  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弧，一次在天津同文俱乐部推牌九，一晚上输掉 6万元仍镇定自若，
嘴叼雪茄，谈笑如常；奉系的北京市长周大文赌掉两座楼房后，仍照赌不误，都是官僚政客豪赌的典型例证。
  在武汉和湖北，当时的湖北督军表面禁赌捉赌，暗地里则怂恿下属官吏赌博，上行下效，全省各级官吏聚赌成风，城乡赌博活动十分猖獗。地处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农村，便出现了专业性，一些流氓、赌棍以赌博为生，逐步形成官赌勾结、狼狈为奸的腐败风气 ( 《汉阳县志》武汉出版社， 1990 年 ) 。黄冈县的许多村湾集镇，随处可见或固定、或活动的，参与赌博者除流氓地痞外，乡绅、商人、农民亦多有卷入，地方政府及乡保屡禁不止，成为社会一大恶疽 ( 参见余彦文《鄂东风俗志稿》，黄冈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印行 ) 。地处鄂东南山区的通山县，每年春节期间，沿街摆设几十张桌子，公开进行掷骰子、赌铜钱、推牌九等赌博，相沿成习，危害甚烈，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方罢 ( 朱明《忆通山县的大革命》，《湖北文史资料》 1987 年第 48 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