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散文创作的长河中,有一位独特的散文作家梁衡,文学评论界对他的散文评论和研究似乎远远不够。他创作了大量散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梁衡出版了《梁衡文集》九卷套,三百多万字。季羡林在给《梁衡散文大学生读本》的序言中写道:
梁衡是一位肯定脑筋、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对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意境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金阳光幼儿园 季羡林散文季羡林先生的序言,对梁衡散文的创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大概在季羡林教授所有序言当中,恐怕没有第二人吧?既然,梁衡的散文有如此高的声誉,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以有助于散文创作的深入和进一步繁荣。
壹
有研究者将梁衡的散文称作“官员散文”。我对此不以为然。“官员散文”的说法太过随意,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贯的合理性。所谓“官员”的称呼其实只是一阵子,不是一辈子。人们常说,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事实上,谁也不能当一辈子官员。因此,用所谓“官员散文”来定义梁衡的散文是不妥的。
我认为,梁衡的散文(不包括山水散文)属于赞美劳动的诗句“政治散文”范畴。所谓政治散文,是以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主要写作对象,来探讨政治人物的历史贡献、高风亮节、功过得失和政治事件的是非曲直,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具有政治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多重功能。在我看来,政治散文是中国散文传统中的正宗,古已有之。最早的说不准,但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的专门论述秦王朝过失的《过秦论》,就是一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散文,堪称千古名篇,并被司马迁收入《史记》,而贾谊的《疏陈政事》(又名《治安策》)被班固录入《汉书》。贾谊的政治散文,重在分析历史与现实,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标准,最有名的就是“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理念,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气魄和自觉的文史意识。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师表》,提出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提出了一个中国版的空想社会主义,比西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还早了三四百年。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讲一个政权怎样巩固,并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安思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忧乐观。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讲人要有正气。清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
一段很现实的话振兴中华。近代林覺民的《与妻书》,讲个人、家庭与民族、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政治散文的代表作,一直是引领我们清正人格、报国为民的信仰和理念。苏轼的《贾谊论》也是政治散文。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写政治散文的高手巨擘。即便是那些经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们,一拿笔就是国家民众、江山社稷。据我所知,很多历代状元的试卷都是很好的政治散文。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丈夫的英文”,不但成为进步政治家的为人为政理念,而且也是后代文官治国理政的信条和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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