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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莫言热”的背景下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从电视剧的评判标准来看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电视剧，但是它明显是不“忠于原著”的。电视剧在改编过程中将小说的原有叙事主线进行了替换，将原有的男性叙事视角换成了女性叙事视角，将小说的原有主角余占鳌替换成了九儿，这种替换将小说原有的民间抗战主题变成了传奇女性的成长史。电视剧对小说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电视剧的视听媒体特性影响的，但更重要的是编剧为了迎合大众消费文化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关键词】“莫言热” 《红高粱家族》 电视剧《红高粱》 比较论
在这个大众传媒日渐成熟的时代里，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形式早已不稀奇，甚至是非常流行了。《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红高粱》却是备受关注的，但是就“忠于原著”这一指标来看，电视剧《红高粱》与小说《红高粱家族》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将相和教学实录
一、从主题角度分析
小说《红高粱家族》从它的主题来看，它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向读者讲述一个抗日的故事。它为我们创设了一个富有生机的民间世界，肯定和张扬的是我们民间社会的原始生命力。从结构来看，原著《红高粱家族》可分为五章：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小说原著是以“我”的口吻讲述故事的。原著的叙事主线是“我的爷爷”余占鳌领导的民间武装抗击日军，余占鳌和九儿的爱情故事只是文章的辅线。我的“我的爷爷”才是名副其实的主角，他是一个土匪但确实一个英雄，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高密东北乡“我的祖先们”狂野但又坚强的生命意志。从原著来看，它是用男性的视角来描述高密东北乡经历的一切，并且是以家国叙事为主的。
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似乎变成了“我的奶奶”九儿的传奇成长历史。六十多集的电视剧《红高粱》前面近五十集都是在讲述九儿的爱恨纠葛，后面十集才具体讲述抗战故事。并且这里的抗日故事是有别于小说的抗战故事的，它是一种更加符合我们现今主流的抗战故事的。小说中的抗战故事主要是我的爷爷带领的民间武装进行的张日斗争，这种斗争展现更多的是民间智慧，歌颂的是原始生命力的强悍。但是电视剧中的抗战则不同，它是掺杂着国民政府、共产党人、民间武装三种力量的抗日斗争。电视剧中加入的新角九儿的初恋朱俊杰最终成长为共产党人的代表，在他的映衬下“我的爷爷”余占鳌则显得冲动鲁莽的多，所以电视剧削弱了对民间力量的歌颂。纵观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更加凸显九儿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女人的成长史”。
二、从女性意识角度分析兵马俑介绍
《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的奶奶”戴凤莲是一个生命充沛敢且爱敢恨的民间女子，但是她的行为选择是出于原始的生命冲动而不是苏醒的女性意识。当戴凤莲听父亲说要把她嫁给单扁郎，而又听说单扁郎有麻风病的时候，她是不满是有争辩但是并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反抗。小说中关于我的奶奶戴凤莲的美的描写突出了她拥有一双完美的小脚。书中写到“只要有一双小脚，即便满脸麻子也不愁嫁；只要有一双大脚，哪怕你脸如天仙也没人要”这种评价标准戴凤莲显然是赞同的。在之后与余占鳌相处的时候，她也是有依附于他的。当知道“我的爷爷”和女仆恋儿有了私情之后，戴凤莲是有过不满，但是最终她的内心还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看图猜文学作品电视剧中的九儿对待出嫁这件事是不同于小说的，当她知道父亲要把她嫁给有着麻风病的单扁郎时，她不但有着言语上的反抗也有着实质上的反抗，做出了要与恋人私奔的计划。电视剧中有九儿的大嫂淑贤要为她的女儿琪官裹小脚的情节，九儿的态度是否定的，她直接站出来阻止并指责大嫂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裹脚”。在和余占鳌相处的过程中，九儿也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在九儿与余占鳌的见面与相处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九儿的意愿的，九儿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着。所以分析电视剧中的九儿的形象，她是区别于小说中戴凤莲的，九儿更加具有现代女性特，她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
三、电视剧改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探
电视剧和小说两种传播媒介特性差异的影响。我们知道，小说长于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电视剧的
菜鸟总动员毕业优势在于表现人物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希利斯 米勒说：“小说阅读最强大的魅力，在于其产生这样一种强烈幻觉的方式：获得比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更为直接的通道，以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和内心。”《红高粱家族》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的，这种创作使读者更易于进入小说所创制的情景中。小说阅读是一种高度的精神消费过程。电视剧更加直观、生动、形象具有视听优势，所以电视剧《红高粱》直接选用故事的经历者我“我的奶奶”九儿作为故事的主角。电视剧的视听特点有她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小说的电视剧改编过程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有一段罗大叔被剥皮的描写，这段描写是比较精彩的，它写出了人的生命力，写出了日本人的残酷。电视剧《红高粱》对这个情景是有改动的，是一个镜头带过的，因为这段视听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太大太过血腥，它会带来受众的生理不适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原有素材在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是够用的，但是在改编成六十集的电视剧是明显是不够的。为了适应电视剧情节叙事的需要，编剧在小说原有基础上增加和删除了一些人物的行为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参考文献：
[1](挪威)雅各布 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9.
[2]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周丽娜.电视剧改编中的文化转型与价值冲突[J].中国电视,2015(02).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邓婷（1992-），女，湖北黄冈人，教育硕士，湖南科技大学，研究方向：语文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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