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思想主张
洋务派虽有派系之分，他们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局”论。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到中国已面临列强纷至的“千古变局”，已被卷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时代机遇，在危机中寻求振兴。这一观念最早出现于第一次战争之后。到第二次战争之后，“变局”论已成为洋务论者的共同时局观。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论，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郑大华：《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4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接着王韬于1864年有感于西方各国与中国通商贸易之情景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505页。同年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见《薛福成选集》，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章也在一封信中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5号，2519页。并进而指出：“历
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号，828页。
    除了李鸿章等侧重从军事上观测时局之变化外，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绅商、士子则从历史变迁和中外商务交往方面认识变局的内涵。如郑观应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王韬则称这种现象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又说：“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王韬：《园文录外编》，58、22页。“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来而彼往。”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514页。薛福成把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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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薛福成选集》，556页。这些论调也就是说，过去的华夷秩序和闭关自守均已被打破，列国订约通商已成大势所趋，要想回到“闭门而不纳”的闭关锁国时代已根本不可能了。
  华夷由隔绝到联属，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变局对中国是福是利，是祸是害？洋务派认为祸福利害两方面兼而有之，而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处之，如何把握，即所谓：“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天下聚数十西国于我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乘势自变看成盛衰强弱分合之一大转机，指出：“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王韬：《园文录外编》，292、291、4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总之，在他们看来，各国互市，聚于中国，给中国提供了取法效仿的机会，如不乘此难得的有利时机急起直追，将悔之晚矣；诚能同心戮力，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
五，4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号，1133页。可见，洋务派的“变局”论，着眼于历史演变，立足于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机遇，字里行间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和反求诸己的自主意识与乘时奋发的精神。
  第二，“自强”论。要对付变局就需要自强，其主要涵义是中国应自立和自我图强，尽快转弱为强。“自强”论的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为“自强”是洋务的目的所在。奕在解释其《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时说：“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2700页。又对曾要求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派大员训练京兵一事，说明其目的：“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蒋廷黻：《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35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李鸿章在解释其与洋人打交道的恭顺态度时说：“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9页。
  二为“自强”是抵御列强侵略的根本所在。文祥认为，“中外和好”的局面“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而“总视中国之自强为定准”，蔡冠洛：《清代七百名
人传?文祥》，389页，世界书局，1937申请报告模板。只有“自强”才是抵御外侮的唯一有效手段。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指出“自强”与御侮的关系，说：“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强而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李鸿章在分析往后的中日关系时指出：“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併效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蒋廷黻：《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351页。这就是说，日后日本会不会侵略中国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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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自强”的具体途径。总的来说，洋务派所提出的实行“自强”的具体途径是采西学，制洋器，师洋人之所长，夺洋人之所恃。首先系统提出并论证这一自强途径的是冯桂芬。他指出，西方各国不仅轮船火器先进，而且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多用机器，用力少而成功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自强之道，则在于借鉴西方各国的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于通商各口设船炮局，延聘西人技师，培养本国工匠，模仿外国先进工艺设备，逐步实现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冯桂芬：《制洋器议》，见《采西
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77页。奕在强调自强的途径时说：“除学习外洋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制造各种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以为自强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1027页。曾国藩也主张：“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曾国藩：《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中国图书公司，1909。李鸿章则更对自强之道有系统的论述，指出：机器制造为“自强之本”；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34页。变革兵制为“及早自强”之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34页。开采煤矿“为自强本计”；《李鸿章致盛宣怀函》，见《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轮船招商局之设，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展开面积怎么算译署函稿》卷七，21页。“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1444页。总之，“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1号，677页。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
5辑第646号，2901页。薛福成亦极力主张“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炮之法”，并“仿造火轮船，联系海道，兼操战法。以中国之才力，必能驾而上之。”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见《薛福成选集》，23页。王韬认为：中国应当“仿行西法”，“借法自强”，“以其所长夺其所恃”；“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必致志，务在探其困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王韬：《园文录外编》，49、50、120页。洋务派大都有类似的主张，都赞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成为他们倡办洋务的主要出发点。
  第三，求富论。自强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还需要开创和发展新式工商业，这是求富论的主要内容。其含义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求强以求富为先。李鸿章明确指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43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3、692号，1349、832—833页。刘铭传也同样认为“欲自强必致富”。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六），249页。马建忠也持这样的观点：“治国
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而且富国必先富民，“民富而国自强”。马建忠：《富民说》，见《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125、134页。
  二是求富以兴商为要。所谓兴商就是振兴工商业，像西方列强那样实行工商立国的方针。冯桂芬是这一观念创始者。他看到，五口通商后外贸发展，丝、茶为出口之大宗、富国之大源；更主张开发矿产，发挥地利，以为欲国之道。他强调，各国都“以开矿为常政”，“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冯桂芬：《筹国用议》，见《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49页。王韬也看到，西方各国“恃商为国本”，且“以兵力佐其行贾”，以为“商富即国富”，主张“广贸易以重货财”，“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而中日见其富矣”。王韬：《园文录外编》，390、391页。薛福成也指出：西人之谋富强，“以工商为先”，“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
三是兴商，以商战为经。商战也就是通过商场竞争，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挽回中国应有之利权。王韬在提出与西方国家进行商战的方针时说：中外双方“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
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薛福成：《筹洋刍议》，见《薛福成选集》，540、541、543页。李鸿章认为，中国自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却年减一年，欲扭转这一局面，只有“设法仿造，自为运销”。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43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号，1228页。如其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意”在于：“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3、692号，1349、832—833页。
  第四，人才论。洋务派认为，要自强、求富就需要各种有用人才，人才缺乏不能只凭借才异域，更需自己培养，要培养有用人才就必须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采用办学堂、派留学生等的新教育方法。其主要内容涉及用才、育才、选才、储才四个方面。
  对于用才，他们认为，必须使用切合洋务需要的有用之才，这是举办洋务的当务之急和根本所在。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议奏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要应办事宜”，各疆臣均以为亟应筹办，“而于用人、持久尤力言之”。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144页。李鸿章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
下手之方”，而“用人最是急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12、23页。郭嵩焘认为：六条之中，练兵、制器、造船、理财皆为末，“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141页。
  对于育才，他们认为，兴办洋务“殊乏可用之才”，虽可“借才异域”，但不能持久，必须自己培养。培养之道，一为办学堂，即所谓“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清明假133页。李鸿章有言曰：“学堂为培植将才之根基”，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三，44页。“亟宜加意培植”，李鸿章：《武备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48页。“非多设学堂不足以资造就”洋务人才。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二，22页。马建忠为海军人才的培育提出建议：“仿照西国章程”，于沿海省份设立水师小学，学英语、算学、几何等；再于京城设立水师大学院，学习驾驶、制造、会计、医学、法律等各种专业，“以专造就”。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431—432页。二为派留学，李鸿章主持选派学童赴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并指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自强根本”；李鸿章：《肄习西学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三，16—17页。又选派学生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造船、驾驶、造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