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赤壁赋》看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赏析
情侣钻戒《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况且天地苏轼前赤壁赋
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情感波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为文赋。《前赤壁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发展。
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回了他的“自我”,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英语简历范文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
关键词:儒家 道家 释家 儒道互补 达观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水瓶座男人
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为之津津乐道。
综观苏轼一生文学创作,无不与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状况息息相关。代表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在他谪居黄州期间所作。提起赤壁,不能不想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李白《赤壁歌送别》有“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之句,描写了当时赤壁之战的景况,然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却众说歧异,有黄州、嘉鱼、江夏、汉阳、汉川五说,有人认为苏轼所写黄州赤壁并非三国时周瑜败曹之地,并由此引出“文赤壁”“武赤壁”之说;也有人认为苏轼黄州凭吊抒怀是不错的,周瑜放的冲天大火正在此处。本篇文章,暂且不去管它,但苏轼对赤壁的情有独衷是可以肯定的。苏轼思想丰富博大,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历来研究其思想者可谓多矣。本人在此欲以苏轼的这几篇赤壁诗文来谈谈苏轼思想,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请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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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 —— 一生无法割舍的追求
苏轼走过的地方很多,为何赤壁能给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究其根由,仍然是与苏轼一生的遭遇、对建功立业的热望、积极入世、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有关。当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时, “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他在《念怒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中艺术性地再现了当年赤壁之战的壮观景象,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响遏行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俱写周郎之事,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英雄周瑜的敬佩之情。当初周瑜少年得志,言谈卓绝,在从容谈笑之间就消灭了强大的敌军。而自己身处逆境,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此诗饱含了苏轼对英雄的怀念和对自己的用世之志无法施展的愤慨与失落。
《前赤壁赋》中,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我所思慕的人在哪里呢?在天一方!很明显,这里美人意下指的就是苏轼所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说是神宗皇帝。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事实上却是宛转地泄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就连吹洞箫而和的客所奏的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好似借箫声和歌声向远在天边的“美人”传达自己的思慕之情。
《后赤壁赋》苏轼着力描写赤壁之景与自己的行动。文中“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也表现出苏轼的勇气,与居高临下的气势,寄托着苏轼的壮志豪情。苏轼面对月夜山河的苍茫景,不禁忧从中来,将郁抑之情凝聚于长啸之中,感情由乐转悲。最后,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苏轼的这三篇作品中,儒家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基础,无论作者在最后的情绪、思想是如何转变,都是由于自己壮志难酬,而由此所引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困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自我嘲讽中流露出对自己经历的无限感慨和悲伤。我们不难想象,当苏轼一生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要去发泄、或者说调节,然而,这种追求和理想却是深入骨髓的,自始至终无法改变的,假如有朝一日苏轼会被朝廷重用,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也会即刻复苏。“人
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为自慰、解脱,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无奈和伤感。其实他心中仍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苏轼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却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二、 佛道——致君尧舜不得的尉籍
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苏轼思想即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典型,而且苏轼的思想中在儒道外还有佛家思想。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道家和佛家却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八岁时就曾在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精
神寄托。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