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两千年前,罗马建筑师兼工程师维特鲁威在他的名著《建筑十书》中,谈到“动物的身体和土地的健康性”时，曾这样写道：
对于城市本身,实际上,这些就是原则。首先是选择最有益于健康的土地。即那里应该是高地，无雾无霜,注意到天空的方向，要不冷不热,而是温和，此外,还要避免沼泽的邻接地带。因为早晨的微风随着太阳上升向市镇方向吹来,上升的雾霭随风在一起,沼泽动物的有毒气息便与雾霭混成气流,要扩散到居民身上，这时那里就会成为不卫生的地方。又如果城市临海,朝向西方或南方,那就是不卫生的。因为通过夏季，南方天空在日出时就热,易经风水正午时灼晒，而朝向西方的天空在日出时温暖,正午时炎热,日暮对灼晒。……因此,当设置城市时，我认为必须注意从暑地吹来的风能扩散到人体上的方向。
有益健康、合于卫生,这是古代西方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它弥散着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气息。与此不同，古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更多地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历史上战争之多可谓奇观。据不完全统计，自殷周以降，大大小小的战争就爆发过3700多次。多则多矣，可战争技术两千年间却一直以冷兵器为主,基本上无大的发展。因而，城在军事上就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主要都是以城为对象。由于这一点，所以直到晚近时代,中国的城始终都以“设险以守其国”鲤鱼做法(《易经》语)为目的，其建立的基本原则始终都是“易守难攻”.“故为城郭者，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
“设险以守其国”是中国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要达到这一点，将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中，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就地之势”(《将苑》语)，使自然山水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城外之"城”，从而收到“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的效果。明代南岭城的选址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南岭，在永安(婴儿消化不良吃什么今属福建)貉老坪东，去县东南八十里。其高四百余丈，周百余里.四崇中衍，一路可通，险阻可据……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皆严邑也。贼今幸平，补牢是急。新田，海丰屏翰，南岭，永安藩篱，宜城之。移惠参将于新田，兼制海丰、归善；移惠潮守备于南岭，兼制永安、长乐；盖新田、
南岭在万山中。……其形势，新田城宜垒左，二水交流；南岭城宜垒右，据高临下。亦东西两溪环之。……奏可。万历四年，南岭城及公署成。
从以上赵可怀的“增筑南岭、新田二城”的奏折中不难发现，纯粹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城址选择原则和民间的风水原理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以“靠山依水"，为指向.这种一致性为风水理论应用于城市规划，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条件。缘于此，所以,在历代的城市规划中，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事实上都运用了风水原理。下面，权举数例，以窥全貌：
北京风水——对于北京城的“风水”，史书中多所记述,其中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议论最为有名。他曾大发感慨说：“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对此；《大学衍义补》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太行自西来……重冈迭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不知其几千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竭石,稍南则九河古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
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
洛阳风水——洛阳向称九朝古都。从周成王“南望三涂，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邑”开始，历代君王都将此方土地列为建都的首选区位之一,快乐成长手抄报其风水形胜,出门合辙自然绝好了。然而其“好”又“绝”在何处呢?对此，明人李思聪在《堪舆杂录》中曾作了十分详细的回答：洛阳龙脉自中岳篙山,过峡石而北，变作冈龙，入首后分一枝结北邙山托于后。山虽不高，婉蜒而长，顿起首阳山。远映下首，于巩县而止于黄河之中；嵩山抽中干,起皇陵(即宋陵)。山分出一枝至黑石关，为水口。中扩为堂局，而四山紧拱，前峰秀峙。伊、洛 难过的英文涧汇于前，此为龙之右界水；稠桑、弘农、好阳诸涧乃左界水,流入黄河，绕于北邙之后。洛河悠扬，至巩县而与黄河合。真可谓“一大都会也”。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