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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本”与“自然美”的中国前生态观与生态诗歌古人的自然生态观，主要是“天地为本”“天地为重”“天人合一”。《礼记》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庄子·达生》中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这都是以“天地”“自然”为本、为重的观点。
“自然美诗歌”可说是前生态诗歌（非当代意义的生态诗歌），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一脉。中国古代诗歌，从《诗
浅论中国生态诗歌的发展态势好听的战士名字
唐德亮，广东省作协理事、广东省作协诗歌
舒婷诗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已发
表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二千余篇，诗集曾获广东
鲁迅文学奖、长诗《惊蛰雷》获首届中国阮章竞
诗歌奖，作品入选《大学语文》与各种全国性选
集200多种，有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文学
年鉴》《诗选刊》《青年文摘》转载。
经》开始，就有歌咏山水田园、风光风物的传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唐宋出现了李白、王维、孟浩然、苏东坡、杨万里等著名山水诗人，“自然美”成了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及至现代，描写自然美，抒发对大自然喜爱之情的诗歌比比皆是；至于当代，主写山水诗的诗人或许不多，但写山水自然风光的名篇诗作可谓空前繁荣，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林区三唱》《楠竹歌》《厦门风姿》，公刘的《西盟的早晨》，李瑛的《南海》，舒婷的《神女峰》，以及杨牧、周涛、章德益、昌耀的部分西部山水诗，李瑛、公刘、孔孚的山水诗，等等。
山水田园风物、自然风光诗歌，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美的欣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到了魏晋时期，山水自然之美，成了人们自觉的审美对象，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冥涨无端倪，有虚舟有超越”，
左思的“山水有清音”，表达了对大自然山水的喜爱与歌颂。至唐宋，歌咏山水自然之美达到了巅峰。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杜牧、苏轼、陆游等人的山水诗，审美主体意识得到强化，作者的主观情感、客观情感与山水风物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境界了。明代袁宏道提出了“诗法自然”的观点。南宋严羽的“神韵说”，被清初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发扬光大，这是山水诗审美思想的又一次深化。
幼儿园小班语言教案生态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初醒”、发展与繁荣
中国生态诗歌理论的初醒、萌芽与发展经历了两千余年路
程。古代文学理论家虽然没有“生态诗歌”这一概念。但他们是有微弱朦胧的生态思想的。董仲舒以“天地之道为美”：“天地之行，美也”。“和者天地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是大自然的和谐思想。苏轼则认为美是“尽万物之态”，“美哉多乎，其尽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游丝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若流水之舞荇带也。”（《苏东坡集》）清朝袁枚说：“大自然里的花卉，春兰秋菊，各有自己秀丽的时候，不能人为地为它们分优劣。”这些都是生态审美思想的萌芽，但还不是很成熟的生态文学思想。到了晚清，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批判了扭曲自然、以病态为美的自然审美观，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家。及至当代，新世纪初，著名生态诗人、生态诗歌理论家华海与王诺、程相占、汪树东、梅真、闫建华、邵薇等专家学者倡导、研究生态诗歌，并不断丰富生态诗歌理论，生态诗歌理论渐趋成熟完备，出版了《当代生态诗抄》《生态诗境》《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西方生态批評視野下的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等专著，在诗坛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生态诗歌的发展。
中国生态诗歌的“初醒”与萌芽，是唐朝时期才出现的。白居易的《鸟》，写出了诗人的爱鸟意识：“谁道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等母归。”再看韩偓的《碧翠鸟》：“天长水阔网罗稀，保得重重碧翠衣。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这两首诗表现了诗人对这大自然生命的尊重，生命的平等意识，难能可贵。这就是生态意识的“初醒”了。又如景岑的《诫人斫松竹偈》：“千年树，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参学者，动手无非触祖翁。”此诗劝诫人们不要滥
砍松竹，生态环保意识渐浓。据有关资料介绍，唐朝首都长安皇宫与市民日用和冬季取暖都要消耗大量柴草，加上建
筑所需木材，导致长安周围的许多山头都成了光头山，造成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景岑是长沙人，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云游和尚，也许是看到长安或长沙周边的光头山，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劝诫人们不要乱砍滥伐的生态诗。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现代新诗，由于当时诗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革命与战争，因此，纯粹意义的生态诗较为鲜见。但在一些山水田园、风光风物的诗作中，仍透出一丝丝的生态意识。如蒋光赤（即蒋光慈）的《北京》：“今年我到了北京，/我饱尝了北京的污秽的灰尘”。说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已是风沙弥漫。又如绿原的《扬子江》：“扬子江啊，/你又浑黄了，/浑黄了，何日再澄清？”说明长江污染已初现端倪。牛汉作于1942年的《鄂尔多斯草原》显示草原的生态遭到的破坏已很严重。又如“九叶诗人”唐祈作于四十年代中期的《挖煤工人》：“比树木更高大的/无数烟突”“是怪僻的钢骨的黑树林，/风和鸟都不敢贴近/粗暴的烟囱，疯狂地喷吐出/乌烟似的雾气/一团团乱云……”《挖煤工人》既鞭笞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又批判了工业文明对环境的污染。卑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诗人们主要关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态诗写得不多，稍有些生态
意识的诗人诗作也有，如公刘写于五十年代的《风在荒原上游荡》，郭小川的《楠竹歌》《林区三唱》，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张志民的诗集《西行剪影》，李瑛的诗集《绿的北方》《南海》《戈壁日出》等。较典型的是以长诗《漳河水》驰名诗坛的阮章竞，于1957年1月创作的短诗《风沙》，是一首生态特较鲜明且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这首诗，极写塞外的荒凉。台湾诗人余光中的《控诉一支烟囱》，书写工业对城市的污染，是一首生态诗的力作。这些生态诗以反映环境恶化的居多。到七十年代末、八九十
01年属什么年代，一些诗人的生态观念进一步苏醒，写下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真正意义的生态诗歌力作，如著名诗人艾青的《沙漠和绿洲，》熊召政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李松涛的《拒绝末日》，后两首是颇有分量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生态长诗，《拒绝末日》还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蔡其矫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下了一批生态诗，如《翠鸟》生态诗系列之《翠鸟》《鲤鱼溪》《花溪无花》《神农架问答》等；公刘的《三虫吟》，梅绍静的《三片叶的树》都是写于八十年代的典型的生态诗。
新世纪以降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整治环境污染，中央提倡“生态文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诗人们的生态观念普遍苏醒，强力推动了生态诗的蓬勃发展。
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生态长诗《我，雪豹》横空出世，发表后好评如潮并获国际、国内诗歌大奖。吉狄马加是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他大力倡导“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有的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任意分割的，生命祟拜和自然祟拜，比今天的资本祟拜要明智得多，要人道得多。”“热爱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尊重这个世界万物的差异”是吉狄马加的生态思想，也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我，雪豹》堪称中国新世纪生态诗的一部代表作品。长诗将吉狄马加的生态文明思想观念，通过这只雄健、美丽又“多思”的“雪豹”巧妙、形象、深刻地表现出来，读来既发人深省，又能获得审美享受。吉狄马加《我，雪豹》《致他们》等许多诗作及后来创作的长诗《大河》，都呈现了这些特质。《我，雪豹》对新世纪的生态诗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代学者中，华海是生态诗歌的积极倡导者。他编著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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