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文教育专家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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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后期，是一个灾难和机遇并存，动荡和变革互见的时期，各种文化相互影响，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在语文教育领域，也是名人辈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家有两个特点：第一，熟悉西方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多；第二是涉及多门学科，知识渊博者多。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家及其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
联欢晚会现场直播１、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自幼受过严格的正统教育，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1898年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康有为成了维新变法的主帅。康有为深感要使国家中兴，就要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他数十次上书光绪请求“废科举、兴学校”。康有为痛斥没落科举之法是“投举国才智于盲瞽”，“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还建议在新式学堂中让青年人学习文学经史、政教法律、工艺物理等有用的学问，以为兴国安邦之用。
由于出身的局限，康有为的意识中太多地浸染了旧儒学的因素，当资产阶级革命起来的时候，他又沦为历史上的保皇党。但他作为清末民初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维新主张，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是不可抹煞的；他以举子的身份带头提出废止科举兴办学堂的义举，对近代语文教育的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康有为的《长兴学记》（1891）、《大同书》（1902）等先后被选作近代中后期的《国文》教材。这些文章反映了康有为的教育、学术和政治思想具有时代意义和进步作用，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前进，向青年学子进行思想教育，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他的文章，也为语文教学紧密结合现实生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２、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多年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写作和教学经验。他是康有为的高足，晚清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家。梁启超竭力提倡新文学，首唱“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1897年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积极变法，旗帜鲜明。他追随康氏发动“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变法。他在《变法通义》中有大量篇幅论学校、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论文字，为以后的语文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梁氏通过东西方教育的对比研究，发现了传统教育的许多弊端。他提出对蒙童大讲经书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做法，认为儿童教育应像西方人一样，赞赏他们务实、简明，不故弄玄虚，而有循序渐进之妙。
梁氏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里，提出了“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口号，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深沉思考的结果，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
梁氏主张言文一致，自己的文章，堪为言文统一的表率；从抗战开始被编撰者选入中学《国文》或《语文》课本的有《少年中国说》、《吾今后所以报国》、《美术与科学》等十多篇，名列当时众多学者之先。
1920年后，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任教，并写过不少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论文。梁启超非常重视语文教学中方法的指导，他曾用吕纯阳点石成金的故事打比方，要求教员要教学生以方法。
在阅读教学的方法上，梁启超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主要有如下的观点：
⑴教授要分期分类。他把教材分为记述文、论辩文两类，主张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分类
教学。
⑵文章要分组阅读。他认为文章不能篇篇都讲，而“要一组一组地教”，通过互相比较，从中摸索规律。
⑶教学要用讨论式。学生读过一组文章以后，如果学生有不懂之处，先生可讲给他们听；基础好的学生，可以让学生来讲。
在作文教学方法上，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
教学生作文，最要紧的是使学生懂得规矩和养成“整理思想的习惯”。
教师的指导重点，应为学生提供材料并帮助学生进行整理。
作文评改应该由教师学生共同参与。教师的“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
梁启超既主张学生自求自学，又要求教师指导“规矩”，授予方法的观念，确实切中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时弊。
３、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杰出的教育家。他致力于教育改革，主持和参与了我国近代许多重要的教育活动，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实施美育，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尚自然”、“展个性”。蔡氏出任国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时，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忠君”、“尊孔”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种教育平均发展的方针。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对近代教育深有影响。
对于如何搞好语文教育，蔡元培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蔡氏认为，加强国语教育，“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早在1916年，他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提倡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在次年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关于语文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例，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这是富有独创性的见解。
蔡氏反对中小学生读经，认为这是有害无益的做法；他大力提倡白话文，高瞻远瞩地指出：“我敢断言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他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他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蔡氏主张要沟通文理各科，使之相互渗透，并专门撰文精辟地阐述学习语文同外语及科学知识联系的好处。无疑，这是很有前瞻性的语文教育观念。
４、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他虽然没有中学语文教学的经历，可是他却在《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国文的教学》等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提出的中学国文教学的标准是：⑴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错误；⑵国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⑶作古体文但看做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做中学国文的目的。在他所列的标准中，能力是第一位的。
胡氏高度重视对国语的教学，他对中学国文课程所规定的内容，有国语文、古文、文法与作文、演说、辩论等，他从注重实用的角度思考，干脆删去了教育部规定的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等内容，也非常切近中学生的实际。
胡氏吸收了其师杜威的教育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在国语文教授法上提出了许多至今
仍有参考价值的新见解：⑴教员上课的主要职责是指导、答疑。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据去，以在旁边指点为主。⑵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⑶讲文法要对照。先讲一点国语文法，后讲一点古文文法，两者要互相进行比较教学。⑷提高说写能力为语文教学的头条标准。他认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这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主张说和写要同步训练。
⑸提倡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提倡学生可以广阅博览，说“《红楼》、《水浒》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教员
指导他们看。”⑹要对古书加以整理，提倡学生自学古书。这些意见，确是一个大学者的经验之谈。
５、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中国诗人，语言学家。在“五四”时期，著文批判封建余孽，大力倡导采用新式标点，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和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刘氏认为民元之初，学校国文仍在科举的轨道上行进，其要害是严重脱离生活实际。他的教学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职业上所必作之文”。刘氏列了教材的十二条选文标准，一去当时的陈腐习气，体现了极强的时代精神。
刘氏的阅读教学方法有两个特：一是特别强调在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进行今昔之间的比较讲释；二是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独立分析、研究问题。
刘氏在作文教学中定了十二条注意事项，处处体现了务实求新的教育思想。例如，其中两条为：“7.不避俗字俗语，即全用白话亦可，要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为习文的第一趣旨。
8.勿打滥调，勿作无谓之套语，勿故作生硬语；实用最宜明白晓畅，凡古文家，四六家，八股家之恶习，宜一概避去。”其作文训练的命题和对内容的规定，也处处注重贴近现实生活，体现“实利”精神。他设计出“二次批改，一次讨论”作文批改新方式，主张以学生自己动手动脑为主，训练学生的能力。
刘氏勇于匡正时弊，探索革新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语文教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五四”以后制订的国语课程标准，作文教学的一些项目参照了他的内容。
６、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语文教育史上贡献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语文教育家。他早年受过私塾教育，后毕业于苏州公立中学。当过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员、大学教授，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中学生》杂志编辑，还当过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开明编译所办事处负责人、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指导委员、中等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语文学会理事等职务，都与语文教学有密切的关系。1921年，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工作，并草拟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以此为依据，又和顾吉刚合编了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共六册），以后又与多人合作编辑了《开明国语课本》、《初中国文教本》、《国文百八课》、《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乙两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等教材十余种，出版了《文章例话》、《文章讲法》、《阅读与写作》等专著，与夏丏尊合作的《文心》，与朱自清合作编写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
在这一时期中，叶圣陶的语文教育研究，硕果累累，令人瞩目，其教育理论也可谓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均有独到的建树。财务风险
⑴对语文学科性质、特征的研究
第一，“语文”就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而不等于文学。他认为，“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
第二，“语文”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他把掌握本国语言文字看做一个人基本生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语文”要适应语言的发展，做到言文一致，白话化。他认为，我国文字所以难学，其主要原因是言文的分离。
⑵对语文教材的研究
第一，语文教材是凭借，是例子，而不是终点。教师的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能举一反三。他在《谈语文教本》里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
第二，语文教材中精选的“例子”，要切合学生的实际，并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第三，语文教材的编排要讲究科学性和系统性。他说：“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是
从来国文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来读。”他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正是在这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框架。
⑶对语文教学目标的研究。
对语文教学目标的明确阐发，是叶圣陶语文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国文教学〉序》一文中说，“五四”以来中学国文学科，“专重精神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分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自学语文的能力。叶圣陶认为，这种能力必须要在学生亲自参与的读写听说中进行训练。
语文教育第二，语文教学要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良好习惯。他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说：“国文教学的目标之中，大家都知道应有‘养成读书习惯’一目，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目。”他还多次地说过，“语文素养有了，读书习惯有了，岂不是你一辈子的受用？”
第三，能力训练不能局限在课堂内、教科书内。他反复强调，语文教科书不是语文学习的终点，而只是学习其他文章书籍的一个起点。
７、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原名铸，字勉旃，浙江上虞人，作家、出版家。15岁中秀才，19岁赴日本留学，21岁辍学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改字丏尊，27岁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舍监兼国文教师。
“五四”运动以后，夏氏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积极革新语文教育，把白话文引进国文教材，试验以问题为主的教学法。此后，夏氏先后在湖南一师、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宁波四中、上海立达学园任国文教员。1926年，出版了语文教学文集《文章作法》。1927年，曾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兼任开明书店的编辑所长，后专门从事办刊和编书。    1930年，夏氏在开明书店创办了《中学生》杂志。1933年，他和叶圣陶合写了《文心》读写故事，首先在《中学生》上连载，深受广大师生欢迎。两人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并组织编写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两人受教育部委托，担任中等教育播音演讲，先后在电台向中学生作过八次国文学习的广播讲话。同年6月，两人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6年以后，还主持过《新少年》和《月报》两刊的编辑出版工作。5 29计生协会活动总结
夏氏在进行扎实的语文教学实践的同时，在语文教育的理论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语文教学要同生活相结合。他在《教学小品文的一个尝试》一文中劝勉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要求学生在读有字之书以外，还要多读“不用文字写的书”。
他认为学习国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国文的能力。他在著述中力主突出语文能力形成这一目标。他
和朱自清都认为，前者语文能力训练是国文科担负的主要任务，思想品德教育
是国文科和其他学科共同担负的任务，是它的次要任务。
夏氏提出，语文要学得活，还要能出新；他非常重视对语感能力的培养，因为这是一种“活”的因素。他认为，“理解、鉴赏、触发”是读书的三个阶段，有所触发，才读有“新得”，“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
夏氏和挚友叶圣陶在共同研究中，还有不少高度一致的见解。例如：第一，语文教学要培养好的习惯。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写下文字来就不用进‘文章病院’了”。第二，语文教材要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他认为，我国传统的语文教材多是选文读本，“本身就没有严格的系统”。
８、朱自清
僵尸新娘影评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原籍浙江绍兴，著名散文家、诗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江、浙一些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师，在语文教学方面，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三四十年代，他在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任教，但仍常参加开明派的讨论和编写活动。叶圣陶称他为“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是语文教学的“全才”。
朱自清在语文教育理论的探索中，有其独到的贡献。
首先，朱氏廓清了目标观上的模糊认识。他认为，语文教育目的在于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发展思想，涵育情感。其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
朱氏主张语文教学要把课内和课外结合起来，中学教师要尽力引导学生去读更多的书，特别要能读成本的书。1943年，他和叶圣陶合著《略读指导举隅》一书，就是两人的经验之谈。1946年，他编著出版《经典常谈》，成了许多中学语文训练的一个必修项目。
朱氏既重视对传统精华的汲取，又不懈于改革和创新。他曾说：“新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位，教师只加以协助”，这是他教法改革的主旋律。他重视诵读的作用，因为朗诵“得咬嚼文字”，能“揣摩说话的神气”，“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他也十分注重“情”的作用，他说过，“谁能无情？谁不活在情里？人一辈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朱氏认为，作文批改主要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应尽量少改，可以“用眉批与符号指出应行修正之处，令学生自己修正，或相互订正”。
９、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语文教育论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鲁迅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他先后在绍兴府中学当过监督、绍兴师范学堂校长、教育部部员（后任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佥事）、《新青年》编辑，此后分别在北京大学、北师大、北京女师大、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过教，还担任过教务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等职务，主要担任国文和文学等课程的教学。
鲁迅是一个时刻关注民族命运的思想家，他也特别关注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教育现状。“五四”运动中，鲁迅就写文章同章士钊等守旧派展开了论战，为白话文的推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字，鲁迅有一整套观点，朱自清称之为“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并把它概括为六点：中国的言文一向就不一致，文章只是口语的提要；中国的文或话太不精密，令人糊涂，应该装进一些古的、外省外府的和外国的异样句法；为使中国的文话说得更精密，可以采用欧化的句式；应该合中国的语言大众化，书法拉丁化，将文字交给一切中国人，在地方语文大众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语文大众化；为使中国语言逐渐丰富，可以在语言里常常加进新成分，包括新的字眼和新的语法；在中国的普通话未通行之前可以用一种较为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