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被多家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在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通大海“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天宝初年，是诗人在长安时为送别友人入蜀而作。”北师大版、语文版教材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有苏教版显得较为审慎，解题说：“据说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前往探望，见《蜀道难》，赞叹不已，称为‘谪仙’。”没有说《蜀道难》作于“唐天宝初年”。
《蜀道难》作于何年，这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历代学者说法各异，莫衷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李白生平研究中他曾经二入长安这个重要成果的获得，《蜀道难》的作年问题才逐渐明朗。经过反复论争之后，近年来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看法，即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之时，比以前多数人长期认定的“天宝初年”要早十多年。这十多年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成就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包括《蜀道难》在内的一批原以为作于天宝初年的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及时更正，对于准确地认识、理解李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对《蜀道难》的早期记载，首见于唐·孟棨(qi)《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电视机简笔画”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槐乡·知己》中所记与此稍异，但大意相近：十二画的字“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这两则材料的记载是否可信曾引起过讨论。俞平伯1957年作长文《(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蜀道难作者)认为贺知章赏识李白《蜀道难》的事出于传说，不可轻信。他举出两条证据来推论李、贺在长安相见时，李白所吟当为《乌栖曲》，而非《蜀道难》。一是《新唐书·李白传》：“故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文，叹曰：子谪仙人也。”二是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对此观点，梁超然在《综论李白(蜀道难偷偷的反义词)的作意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中作了系统辩驳，他指出：《唐摭言》历来被视为记载翔实的笔记，史学家们曾对它所记的事实进行过考辨，发现与正史所记无大出入，它的记载不可轻易否定；范传正在墓碑中所记当是两回事，一是“号公为谪仙人’，一是“吟公《乌栖曲》”，并非“吟公《乌栖曲》”后才“号公为谪仙人”；《新唐书·李白传》是在《本事诗》《唐摭言》及
范传正文等材料的基础上修成的，所记有异，是因为修史者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并不能否定前期材料的真实性：我国古代许多史实都是依赖笔记才得以保存下来的，鲁迅先生就曾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看野史和杂记”，所以，《本事诗》与《唐摭言》的记载是可信的。梁先生此论一出，迄今为止，鲜见有人对这两则材料的可信性再行质疑。在李白研究中，学者们也多把它们当成信史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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