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愚”和“笨”是两个概念。“愚”主要在思维认知，“笨”主要在行为能力。比如一个人不会踢毽子，你可以说他“笨”，但他并不是“愚”。因为他可能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员，写各种繁复多变的程序，在这个层面，他又是“巧”的。比如众所周知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智叟真的聪明吗？愚公真的愚蠢吗？最终赢得天帝尊重的是看似愚蠢的“北山愚公”，而不是一眼就看出愚公移山的艰难的“南山智叟”。所以“愚”是认知思维差异带来的不同，受到生活环境、知识水平、社会风俗、历史背景、经济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城里人以为乡下人的“愚”主要来自城乡居住环境、知识水平带来的认知差异和思维差异。）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这里的“愚”是城乡思维差异带来的错误认知。一个城里人嘲笑乡下人不会用电脑打字是“愚”，正如乡下人同样认为城里人不会播种割麦一样是“愚”。连孔夫子也曾被一位化身农夫的隐士嘲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正是思维差异带来的错误认知。）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
连狗都不会赶一般。（费孝通先生通过乡下人不会躲车和城里人分不清包谷麦子的鲜活事例，说明城乡认知能力的差异是知识水平的差异，并不是智力水平的高低。智力水平是先天的，知识水平是后天的。寒门子弟也能通过刻苦读书考上大学，变成城里人，因此不能说农村孩子就真的比城里人“愚”。）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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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
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愚”是思维能力的低下或认知错误，比如南辕北辙的贵族公子、买椟还珠的顾客、刻舟求剑的乘船人，但这些人并非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识不识字并不是“愚”的评价尺度和标准。最经典的例子是金庸先生《侠客行》的结局，越是学富五车、见多识广、武艺高强的侠客，越看不懂侠客岛《太玄经》的武功，反而是从不认字的石破天误打误撞，沿着石壁蝌蚪文运行真气，最终学会这旷古烁今的太玄经武功，从而成为《侠客行》的第一高手。这说明“识字”有时也并一定就是“智”，自己固有知识形成思维定
式，反而会成为一定的束缚。）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乡下孩子和城里孩子各有所长。）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功课好是知识学习能力，捉蚱蜢是运动学习能力。正如苏东坡会写文章，辛弃疾会率兵打仗，各有各的能力。）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云南乡下蚱蜢是下饭的，味道很近于苏州的虾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活灵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
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费先生以自己亲身经历举例，说明教授孩子蚱蜢捉得少的“愚”和乡下孩子认字的“愚”，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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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
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这说明城乡并没有智力和知识的真正差异，只是乡下人对于新兴城市知识认识不及城里人，这和城里人对于乡村知识了解不足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乡土社会其实是相对独立却又封闭空间内的熟人社会。）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项脊轩志》原文：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在“面对面的社”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中国人的人情往来正是基于这种“熟人社会”，中国人见面先问是不是同乡，正是基于乡土社会对于彼此的熟悉，正合“面对面社”。贺知章著名短诗《回乡偶书》里“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正是作者常年离乡导致身份认同的错位，熟悉作者的老朋友都已不在，年幼的孩童自然不认识年老的贺知章。）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熟人社交的乡土社会很少当面报名，陌生人相见才自我介绍。）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文字记录和保存信息的功能。）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文字交流信息的功能。）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讲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孙铱个人资料出生年月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我们很难用语言完美的展示一场音乐会或书画展，正是文字并不能绝对的还原。）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文法和艺术一定程度弥补文字“言不尽意”的缺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大家可以想象“啊”的一二三四声配合表情，包括惊讶、愤怒、疑问、悲伤、愤怒等各种表情。）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英语口语很少用完整句子，口语
多简单句子）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第一句话太精辟，一针见血，说话之于文字正如打电话之于写信）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媒介影响文字，但很难替代文字）沙漠流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英语脑筋急转弯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的普遍性，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意义正在于此。）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比如印第安人的部落语言、爱斯基摩人的语言、盲文、手语等特殊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语言适用范围的扩大必然会“求同存异，化繁为简”，甚
至选取主要代表性的主流语言作为通用的语言。）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行话”。（比如相声行业的“行话”，有“包袱”（笑料）“贯口”（一气呵成地大段背诵）“倒口”（即仿学某些特定人物的家乡方言）“柳活儿”（柳活儿就是学唱各种地方戏曲和歌曲）等，外行人很难理解）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动作语言也是间接语言，可以传递交流信息）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
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
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体和口语交流语言环境导致文字使用频率较低，这并不能归因于乡下人的“愚”。）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此段是作者观点的总结和阐述）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结尾直接亮明作者态度，提倡“文字下乡”必须深入了解和调查乡村现实，全面提升乡下人的综合素质，不是简单地教乡下人认字就可以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