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成书到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其曾多次被翻译成外文，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尤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由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合译的两个译本影响最大。本文通过对两个译本的比较分析，得出由于译者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两组译者在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方面做出了不同选择的结论。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许崇钰（1984.10-），女，山东潍坊，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2
abca的成语 1、引言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小说之一，《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自19世纪以来，已经被多次翻译成英文，同时多种英译本陆续出现。这些译本承担了为我们国民文化以及文学的有效输出与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实物载体，更是让中华文明绚丽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有效途径。目前有很多种译本和节译本，其中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译本是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以下简称杨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由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合译（以下简称霍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杨家勤曾这样评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杨氏译本被称作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曹雪芹原著所融合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杨氏译本中得到了较为忠实的再现……”（杨家勤，2000）而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取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顿时成为经典译著。” （刘靖之，1999） David Hawkes的合作者John Minford认为，David Hawkes的译本达到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达到了与曹雪芹“神通”的境界。行政介绍信
2、译本对比研究
由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David Hawkes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文化主源有差异，因此杨译和霍译的两种译本有很多不同之处。杨宪益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成就卓越。中国翻译界的众多学者认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忠实于原文，并且全面地再现了《红楼梦》的原貌。首先，他们与红学家合作，选取并组织了最佳的原文版本；其次，他们的译文不仅体现了对原著作者和原著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译文的文体和语言又能被英文读者接受；最后一点，他们把过去认为最不容易翻译的诗词、酒令等翻译得生动、巧妙而且准确。而David Hawkes是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他强调“译者肩负着不同的责任。他对作者有责任，对读者有责任，对文本也有责任。这三者完全不一样，也很难协调”。因此，他的翻译主要倾向于“交际翻译”，“旨在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的效果”。
2.1 翻译风格不同
两个译本在翻译风格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语言风格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更喜欢直译，注意表达的对等性，所以译本忠实于原文。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翻译语言的弹性受到了限制。相反，霍克斯更注重语言的功能对等。总的来说，杨译本较尊重原文文体，
2020春节一方面注意用词的语义搭配，另一方面喜用短句，较贴近原文的形式风格，也符合英语的会话语体习惯。霍译本运用英语里表达正式文体时喜用的复杂长句来再现原文风格，加上译者在翻译时惯用的交际译法，在译文中自觉地加进许多解释性的补充成分，这就使得他的句子在此变得更为复杂。选词上霍译本较随意和自由。这也是霍译译文长度要大大超过杨的原因。译例如下：
原文：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杨译：
In repose she was like a lovely flower mirror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a pliant willow swaying in the wind.
霍译：
In stillness she made one think of a graceful flower reflect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she called to mind tender willow shoots caressed by the wind.
总胆红素偏高的原因
原文在描述林黛玉出场时使用了大量的比喻。杨宪益与霍克斯对原文的喻体都采用了平移的手法，遵从原文意境及描写手法。霍的译文以古雅对原文的古雅，而且语体与原文风格相对应，更能让读者体会出那层朦胧美，既传神又富有诗意。如杨、霍都直译出“姣花”“照水” 但手法上略有不同。杨宪益完全依照原文喻体结构直译，这样的平移却太过于白话，语体与原文风格不协调，失去了诗意和视觉美。
2.2 翻译策略不同
两家译本的不同风格和效果，取决于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不同，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在翻译策略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采用了归化法，主要的翻译技巧是直译。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们的译文几乎使原著再现。而David Hawkes于1948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之后成为牛津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也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总体看来，他的翻译将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结合在一起。David Hawkes在翻译过程中处处为读者设想，对原文进行大量的改写、替换甚至省略等归化处理。他以读者为导向，译文通篇没有一个注释，这样就不会分散读者注意力，进而影响读者兴趣。与此相反的是，杨宪益一直认为“在翻译中最重要的是
向外国人如实介绍中国文化”。因此他特别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形象”，同时注意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在译本中他选择了异化策略，采用脚注的形式补充相应的文化信息。
对于一些描述性用语，如道士、僧人等，David Hawkes大多忠实地保留了原文文化，但在口语中，他却别有考虑。例如，“阿弥托佛”在他的译文中就成了God bless my soul，“神仙”也成了Salvation等等。“阿弥托佛”是中国人常用的感叹词，一般用在大吃一惊或如释重负的时候，威力忠实原文并如实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杨氏夫妇在翻译中保留了原文的宗教特。但David Hawkes为了便于英语读者理解舍弃了“阿弥托佛”包含的文化形象，并将其改译为英语国家常用的具有基督教彩的感叹词，于是基督教的上帝就取代了佛教的“阿弥托佛”和中国儒学传统的“天” 。David Hawkes的翻译虽然看上去确实增加了原文的可接受性，但是他的这种译法也抹去了文化差异，甚至可能让读者产生误解。由此可见，杨氏夫妇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加成功。
3、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两种译本，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译本都称得上是经典，都传达出了原作的基本思想，是不可多得的上乘译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直译虽然在无形中也许或多
或少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障碍，但是也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异域文化和异国情调，达到了“忠实于原作，借译作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与文化”的文学、文化交流的目的。David Hawkes由于本身是译名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家，他在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勇于打破原作语言的束缚，在不违背原作者思想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且在形式上不拘泥甚至可以大胆地进行再创作，让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到了原作的内涵并体会到了文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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