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易解，师恩难忘
内眼角——纪念周秉钧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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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汉语研究》1994年增刊）
1983年8月，我有幸在大连“训沽学讲习班”上拜识周秉钧先生，并聆听了他所讲的《尚书·梓材》和《西伯戡黎》等篇。当时惊讶地发现，如此“诘诎聱牙号为不易读者”之《尚书》，竟然能被我们湖南的学者讲解得文从字顺，通畅条达，真不简单！从而对周先生由衷地产生了景仰和向往之心。
终于有了进一步求教的机会，1985年9月，作为周先生所招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我来到了湖南师大，来到了周先生的身边。此后八年，我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直到先生仙逝。八年中，先生耳提面命、苦口婆心，教我们怎样治学，也教我们如何做人。先生安息已一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先生的谆谆教诲常常萦绕在我脑际，师恩师德，永难忘怀！
先生的道德文章，众口皆碑。我无法面面俱到，只想谈一点学习《尚书易解》（下文简称《易解》）的体会，算是一份课外作业，祭献于先生灵前，聊以表达我无尽的哀思！
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领域、多方面的，而于《尚书》情有独钟，专著《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即其代表作。该书积三十余年之心血，精研细琢，胜义缤纷，“庶几乎人人可读”。对照以前的众多注疏，如孔安国《传》、孔颖达《疏》、蔡沈《集传》、孙星衍《注疏》、王夫之《稗疏》等，《易解》以通达、简明、切当而见长。其所以如此者，盖有四法：覈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若说覈诂训、求史实乃注解之常道，前人亦或如此，那衡之语法、味之文情者，确为本书之特。
先生之味文情，每从总体着眼，把握大意，理清脉络，突破难点，而后随文为训，处处皆安。如《尧典》首段，意在赞颂尧德，先总言五德，后当分述之。据此大意与脉络，杆格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两句。旧注多训“光”为“广”，“格”为“至”，以为一横一纵，相对成文。若就句论句，诚然不错。但此意非言德，不合主旨，又乱条理。《易解》改训“光”为“光明”，“格”为“度量”，以与“明”“文”二德相应。此难一破，则全段条理井然，文意畅通矣。又如《西伯戡黎》，据进谏时的对话情景、人称语气和祖伊的性格等，大破旧注，训“反”为反对，正“参”作厽而读为㒍训为懒惰，读“戮”为勠训为努力，从而使全篇文意大明，使祖伊存君兴国之心光昭于世。再如《梓材》篇，自来不知所云，或疑脱误。《易解》认为前段列举顺常、敬劳、宥罪、定民四项政策，后段乃申述制定政策之理由，从而使全篇首尾相贯、条理井然。凡此等等，皆体味文情之效也。
所谓衡之语法者，训诂之出，要符合语法，语法明，则文意自明。《大诰》“尔时罔敢
易法”，旧注皆训“法”为本字，而以“易法”为动宾关系。《易解》认为“易法即易废，易废者，怠弃之意。尔时罔敢易法，尔罔敢怠弃时也。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故知此为正解。”是也。《易解》象这样自觉地运用语法作注，随处可见。或调整语序，如《盘庚》训“王播告之修”为“修王之播告”。或补出成分，如《康诰》“若有疾，惟民其皆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易解》：“言视民有罪若己有疾，则民其尽弃咎恶矣；视保其民若保赤子，则民其康义。”补出主语，句意大明。或辨明结构，如《酒诰》注以“殷献臣”等四十四字作“劼毖”之宾语。或揭示关系，如《皋陶谟》“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易解》于“谟”前加一“则”字，以示为条件复句。或标明语气，如《盘庚》注：“按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省乎字之反问句也。”或指出复词，如《盘庚》“曷不暨肤幼孙有比”注：“有、比，皆亲也。有比，亲近之意，同义复合词。”或确定词性，如《洪范》“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注：“沈潜、高明，皆作动词。沈潜，抑制之意；高明，使动用法，推崇之意。”凡此等等，皆以语法明训诂也。
当然，周先生之易解《尚书》，其功力、其方法、其成效，并不是简单的凡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先生往往诸法并用，或者说并无成法，而是因文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手段攻克其疑点、难关，或正句读，或明章旨，或考职官，或辨人物，总以文意畅达、字句安顺、层次清爽为要归，而于平易浅显之中见高深。每读一篇，若因其“明白易懂”而晃过，也就不过如此；偌若对照旧注考察一下其所以然，就知道“易解”来之不易，在许多地方确实高人一筹。下面以《酒诰》中的人物、职官问题和句读问题为例，谈谈我对《易解》及古代注疏的理解和看法。
（一）人物、职官问题。
1．“王”指谁？王诰谁？
酒诰者，为戒酒而告也。然则谁告谁哉？此必先明而后全篇得明也。查汉唐注家，大都以“王”指成王，王所诰者为康叔。但蔡《传》引吴氏曰：“《酒诰》一书，本是两书。以皆为酒而诰，故误合而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书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书也。”是以“王”指武王，而所告者，前为受之故都——妹邦，后为康叔。故断为两书。蔡按：“吴氏分篇引证，固为明甚，但既谓专诰毖妹邦，不应有‘乃穆考文王’之语。意《酒浩》专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内，则明大命之责，康叔实任之。故篇首专以妹邦为称，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诰。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诰毖之意，其事则主于妹邦，其书则付之康叔。虽若二篇，而实为一书；虽若二事，而实相首尾。”按蔡云“明大命之责，康叔实任之”，是也。“明大命于妹邦”者，王告康叔明大命于妹邦也，非王直告妹邦也。但蔡《传》承吴之说，认为“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则仍失察。“求之以史实”，封康叔、作《酒诰》，皆在周公东征伐管、蔡之后，《周本纪》、《卫世家》有载可证。其时武王已没，成王在位，何得云“武王”乎？因之，孙星衍又承汉唐人说，力主“王”为成王：“详玩此等，皆实生称成王，如汤生称武王之比。三家之说，固可信也。伪孔删去‘成’字，大非。马氏云后录书者加之，亦非也。”但周公摄政之元年东征平乱，时成王尚幼，权在周公，不当由成王封康叔、诰康
叔也。故《易解》云：“王，指周公。”并在《大诰》篇中引《礼记·明堂位》和郭嵩焘《史记札记》为证，甚是。
由于蔡《传》揭示了妹邦与康叔的关系，《易解》考定了“王”之所指，从而明确了作诰者与受告者，使其全篇一致，首尾相连，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易解》所云：“[周公]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又告康叔以戒酒之重要性和戒酒之法。史官记其言，谓之《酒诰》。”因此，《酒诰》断不可分为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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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戒酒之具体对象究竟是些什么人？
据《易解》句读，告教戒酒涉及的人物有8条：
①“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②“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惟曰我民迪小子”；
③“小子惟一妹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④“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⑤“殷先哲王……成王畏相……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尹人祗辟……后嗣王……庶……惟民自速辜”；⑥“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⑦“饮……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⑧“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但其中具体指哪些人，历代注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问题表现在并列的各项多有重复和交叉，这其
实是没有搞清人物的分类标准所致。
第一，不明人物之间有内外之别。如孙疏①条云：“诰庶邦者，总告众国也。庶士者，士之言事，总谓朝臣。少正者，正人之副。御事，凡朝臣皆御治事者。”然则，“庶士”“御事”无别，而“少正”又包含在“庶士”“御事”之中。又如孔传③条云：“众伯君子，长官大夫统庶士有正者。”孔疏：“谓汝众士有正之人及于众伯君子长官大夫统庶士有正者。”把“庶伯君子”看成是统管“庶士有正”之人。孙疏曰：“庶士，总谓朝臣。有正、庶伯，正、伯皆长也。君子者，《释诂》云‘君，大也’。子者，马氏注《论语》云：‘男子通称也’。……欲令众士正长大德之人常听联教。”然则“有正”“庶伯”重复，而同属于“庶士”，“庶士”“君子”又非同一标准所分而交叉。凡此，皆由不知内外有别也。《易解》引杨树达先生之说正确地加以了区别：“此篇下文分外服内服为言，其实全篇文字莫不分别言之。此文庶邦庶士，外服也；少正御事，内服也。下文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内服也；越庶国惟饮祀，外服也。又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庶士有正，内服也；越庶伯君子，外服也。庶伯即下文之侯甸男卫邦伯也。又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邦君，外服也；御事，内服也。又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外服也；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内服也。特文例变动不居，而内外次序或先或后，不主故常，故读者皆忽略读过，不经意耳。”生活作文400字
第二，不明人物之间有尊卑之别。如孔传②条云：“小子，民之子孙也。正，官。治事，谓下吏。”按，民之子孙不便与长官吏并列，且文王何不诰“民”而必得诰其子孙乎？蔡传云：“小子，少子
之称。以其血气来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少子”按年龄分，与长官吏等职位何得平列？孙疏：“小子，谓康叔。”按，文王时康叔未封，何得专诰康叔？且康叔既非邦君，何得与大臣小吏平列？《易解》云：“小子，当指文王之子孙。言文王诰教小子之有正有事者。”把“小子”看成“有正有事”的范围定语。然则，非“子
孙”之有正有事如兄弟之类则不诰乎？且下文“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小子”排在后面，又怎么能作范围定语呢？又“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易解》云：“小子，民之子孙。”也与上不一致。今按，小子者，小民也。是与邦君、众臣并列的一个地位阶层，只不过有尊卑之别而已。然此小子，乃为自由民，即“畏天显小民”之“小民”，不包括奴隶。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己的财产，当然不存在戒酒的问题。除奴隶外，其余的人分为三个阶层：君、臣、小子，即下文之“邦君、御事、小子”。而“臣”中，又可以按尊卑或职掌的不同再分列，故此句“小子”与“有正有事”相并，下文“小子”与“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相对。“有正”，尊也，“有事”，次之。“庶士有正”为内，庶士，卑也，有正，尊也。“庶伯君子”为外，庶伯，尊也，君子，卑也。如是则区而别之，无有重复也。然尊卑之序或先或后，不居故常，亦犹内外之序也。
第三，不明人物之间有总言分述之不同层次。如孔传⑤条云：“于在内服治事，百官众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仁居田里者。”孔疏：“言百官众正，为总之文。但百官众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为政者。‘惟亚’传云‘次大夫’者，谓虽为大夫不为官首者，亚次官
首，故云亚。举大夫尊者为言，其实士亦为亚次之官。必知为亚兼士者，从此经文上下更无别见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总上百僚庶士及惟亚言，服治职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亚虽不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每言于者，继上君与御事为于，此不言在，从上内服故也。百官族姓谓其每官之族姓，而与里居为总，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按疏意，“百僚庶尹”总言六卿，“惟亚”兼指大夫与士，而“惟服宗工”者言卿大夫士服治职事尊官，乃句之谓语，非并列之项，同时又把“越百姓里居”跟“越在外服”、“越在内服”平列，皆失之。孙疏云：僚，官也；庶，众也；尹，正也；亚，次也；服，事也。“惟亚，谓正官之倅。惟服，谓任事者，其士与？宗工，谓宗人。百姓里居，谓百官致仕家居。”按孙说，“百僚”包括下述各职官，不得与之并列。又此言内服，皆官也，致仕家居则非官也；且既致仕家居，何有“不暇”之谓？此误与传疏同。今按，此句实先总言而后分述之也，可标点为“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百姓里居”为一官，“里居”当依王国维郭沫若校为“里君”，盖掌官闾之秩序者，为朝外之官；宗工者，为皇族之官；尹、亚、服者，为朝廷之官。然皆内服也，分官设职，各有所掌。虽位有尊卑，职有远近，但不重复交叉，故可平列也。又如第⑥条，旧注由于不知“毖”为“告”，“矧”为并列连词“又”，故分为数句解释，虽添加大量字词，犹不可通。实皆大谬。《易解》云：“言我思告殷之贤臣、侯甸男卫之邦……按从‘殷献臣’至‘宏父定辟’共四十四字均为‘劼毖’之宾语。”甚是。但其中职官之称，亦有总有分，不明以亦之，则难免交重之嫌。如“矧惟尔事，服休服采”，尔事者，近吏也，总言近身之官，“服采服休”者，近吏之分也，故郑玄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皆近臣也，而职掌不
同。可见“尔事”与“服休服采”是解释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可标点为“矧惟尔事——服休服采”。若以“尔事”为你之治事之官，则包含大官，太史、献臣、三司皆其官也，何得与之平列？又“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亦当在“若畴”后加“——”号，“若畴”为总，“圻父、
农父、宏父”，其分也。可见“劼毖”后所排列的职官名称，实处于不同的层次，即内、外为第一层，外有二项、内分为五项，是第二层，五项中的“尔事”又分为二、“若畴”又分为三，是第三层。由于行文排在同一个平面，故纠缠不清。其中“献臣百宗工”者，即后文所言“殷之迪诸臣惟工”也，为旧臣旧工而保留其职位者，不同于外服之“殷贤臣”，亦不同于本朝之众臣，故特分出而与太史、内史、近吏、三司并列。
第四，不明同称而有泛指、特指之例。如“御事”（有事）在与“有正”“少正”并列对言时，是指一般的办事小吏，地位较“正”低；但在“邦君、御事、小子”并用时，“御事”则指包括“有正”“少正”在内的所有朝臣。然孙疏“少正御事”之“御事”云：“凡朝臣皆御治事者”，则与“少正”相包重。又如本篇之“民”，或专指小民，或专指朝臣、邦君，或泛指君臣民，要皆随域而安。“肇我民”“我民用大乱丧德”之“民”，属于泛指。孔疏：“上言民用大乱，指其身为罪，此言邦用丧，言其邦国丧灭；上文总谓贵贱之人，此则专指诸侯之身故也。”良是。而“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民”与“小子”并列，当指邦君臣；“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民”指纣及其随臣，是他们招致天罚。专指平民的有“罔显于民祗”“诞惟民怨”“当于民监”“勿使乃司民而于酒”等“民”。“民”之可指尊者，亦见于《诗经·四月》“民莫不谷，我独何害”，言官僚们莫不
谷，非言平民皆好也。尊卑同称，先民之常，如“联”之可君臣，“赐”之无上下，“小子”亦专指康叔（见《康诰》）等，皆是也。
（二）句读问题。
句读分歧很大，是本篇的又一个难点。句读不同，往往导致理解有异。上述已涉及了一些句读，如“劼毖”一句，若不是《易解》把后面的44字连成一句，则殊难畅意。今再举数例：
合并报表①“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这是《易解》的句读。该书云：“‘小子惟一妹土’作一句读，谓庶民须专一于妹土也。此谓小子，下文谓庶士有正，文正相对；注家将‘小子惟一’属上，非是。”以“小子惟一”属上者，孔传、孔疏、蔡传、孙疏皆然，而其意不一。孔传云：“言子孙皆聪听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则子孙惟专一。”孔疏云：“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实如汝当法文王之法，故今往当使妹土之人继尔股肱之教，为纯一之行……”。凭空添出许多词语，尚犹不通；且以此为“指戒康叔之身”，言“今往当使妹土之人”云云。又失其臣、民分告之旨矣。其所以如此，盖不知“小子”与“庶士”“庶伯”为并，又不知“越”可训“扬”也。听其教，扬其德，正为上节之结语，而训为“於”，则语气未完，故不得不连“小子惟一”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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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亦为《易解》句读。由于“棐徂”异训，又不知“邦君、御事、小子”三者平列，故旧注句读多歧。孔传云：“我文王在西土辅训往日国君及御治事者
、下民子孙，皆庶几能用上教，不厚於酒。”按，并列君臣民三者，是。但训“棐”为辅，训“徂”为往日，而连“邦君御事小子”为句则非。以此句主语不当指文王，否则与下文“尚克用文王教”相抵悟。主语既非文王，则“棐”亦不宜
释为辅训。孙疏云：“言汝封当念我西土辅臣。惟在邦君治事，尔小子庶几能用文王之教，不美于酒。”按，此训“棐”为辅臣，“徂”为在，而以“棐”断句，又把“邦君御事小子”三者割裂，而属“小子”于下以指封，实大谬之。一则凭空增一“念”字，二则既是对封的希冀，何得言“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易解》择善而从，引孙怡让《尚书骈枝》云：“棐当读为匪，徂当读为且，……其义亦为非此。言我西土非自此始，君臣尚能用文王命，不敢厚用酒”，故至今受殷命。如此则大通矣。
③“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无不悇伤心”。孔传分别在“酣身”“于民”“不易”“非彝”“威仪”后断句，孔疏之云：“纣王酣乐其身，不忧于政事，施其政令无显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变易。大惟其纵淫佚於非常，用燕安之故丧其威仪，民见之无不悇然痛伤其心也。”孙疏驳之云：伪传云“所敬所安”，不词也。“祗”字当属上句读，言纣之命令无可显著为民所敬。按孙氏以“祗”属上，是也。但又以“身”字另属上句，则所释之意不好理解，且与句式不符，“于民祗”何得训作“为民所敬”？因此，《易解》重新断句，注解说：“酣，乐酒也，一字句。身，当读为㑗，说文：㑗，神也。神厥命，以其命为神，谓有命在天也。显，明也。祗，敬也。民祗，谓民之所敬。保，安；越，於也。保越怨不易，谓安於怨而不思改易。诞惟厥纵，断句。诞，大也。惟，
为也。纵，乱也。诞惟厥纵，大行其之事。”按，如此，则句意相符矣，甚是。
以上并非对《尚书易解》的全面评价，只是自己跟周先生学习《尚书》的点滴体会。先生常教导我们：读书要仔细，要多思，每读一书都应有所收获。我们按先生的要求，在三年研究生阶段，通读了《诗经》、《论语》、《孟子》、《左传》、《尚书》等经典，并且都写了读书报告，报告中或谈方法，或述体会，或发疑请教，或间抒己意。先生每于适当处批点。有云“此解可商”或“此时当以熟悉旧注为主”者，盖诫余勿急于求成而标新立异也；然对确有一得之见者，先生也常予嘉勉，故亦有“此解可取”、“甚合文情”、“说是”、“深入可喜”等批语。时常翻看学生时代的作业，先生所批朱墨灿然，其循循诱导之情永存心中。但我现在的这份作业，先生却不能再为指点，思之何等凄然！
先生安息吧！学生虽然愚钝不才，不能如先生般“善读古书”（杨树达先生评语），但一定牢记先生的教导，努力去读，争取将来再见到先生时，能交上一份让您满意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