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的用人之道及其
统治时期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
王庆宪(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统一中原黄河流域过程当中及其以后，一方面率领着勇猛善战的鲜卑军队，先后攻灭了赫连大夏、冯氏北燕以及沮渠北凉，并且基本上解除了柔然对于北魏的军事威胁，同时他还积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尽可能地实行了封建化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巩固并扩大了北魏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充实了北魏的国力，不但保障了当时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需要，而且为后来孝文帝元宏的改革——全面封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北魏　拓跋焘　祭祀孔子　颁行汉字　扶持农桑　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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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之所以能“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使“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统一中国北方地区，除了“籍二世之资”，以及他自己的聪明雄断、卓越才智外，最主要的就是在他统一中国北方地区过程当中及其以后，尽可能地实行了封建化政策，祭祀孔子，颁行汉字，大量起用汉族士人，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等等，从而逐渐充实了国力。这其中，他不但善于利用鲜卑骑兵的骁勇善战和各族将帅们的文韬武略，尤其是他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更起了重要作用。
身为拓跋鲜卑最高统治者的拓跋焘，在统一和治理北方地区的斗争中，深感人才不足，他“昧旦思求，想遇师辅”①,“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②。延和元年(公元432年)拓跋焘下诏说:“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要地方官吏推荐贤才，广泛宣传他的“虚心求贤”之意,“其明宣敕，咸使闻知”。他自己也时刻注意人才的发掘，史称他:“性又知人，拨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一旦发现人才，便“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河东闻喜人裴骏被拓跋焘招见，裴骏“陈叙事宜，甚会机理”，因而拓跋焘“大悦”，夸裴骏有“当世才具，且忠义可嘉”，从白身破格授以中书博士③。李讠斤“母贱，为诸兄所车圣”，但由于他“聪敏机辩，强记明察”，因而独为拓跋焘所重。“通涉经史、才志不”的赵逸等辈，也都是在“流播之中”被拓跋焘提拔于“泥滓之上”的。的鲜卑人古弼亦因“有柱石之量”,“谋军辅国，远略正情”，又“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被拓跋焘委以大任。对于汉族士大夫，拓跋焘更加重视，李孝伯、卢玄、崔绰之流，皆得受重任，被“委以军国机密”。拓跋焘的这种不拘民族、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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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才的做法，为北魏政权搜罗了大批人才。史称当时“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又如当时人高允所说:“魏自神　(公元428～431年)以后，宇内平定……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这班被访求来的文臣武将，在拓跋焘的文治武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拓跋焘既能识人，更能让人尽其才。每遇军国大事，他都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议。他曾对汉族士族的代表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并“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崔〕浩，然后施行”④，他自己对崔浩更是言听计从,“行止必问”。正是由于他诚恳纳言，虚心求谏，崔浩才得以施展其“当今无比”之才略，为北魏政权的建设立下赫赫功勋。
拓跋焘的虚心求谏，还表现在奖励臣下直言进谏上。有一次,“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古〕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古〕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于是，古弼上去抓住刘树的头发，把刘树拖下床来，手揪其耳，拳捶其背，骂道:“朝廷不治，实尔之罪!”拓跋焘见状，忙放下了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我之过，岂刘树之罪，快请放开他吧。拓跋焘没有因为古弼触犯龙颜而愤怒，倒是虚心听取了古弼的陈奏，并欣然接受了古弼请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还给上谷贫民的建议,“世祖奇〔古〕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用以发展农业生产。拓跋焘还对古弼的公直大加称赞，鼓励他说:“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又有一次，拓跋焘将去河西打猎，诏令古弼，让他挑选肥壮的马匹配给将要出去打猎的人骑用，而古弼却给了他们瘦弱的马匹，拓跋焘为此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古弼脑袋尖，所以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则呼之为“笔公”，这时，古弼手下的僚属们皆“惶怖惧诛”，古弼却对他们说:“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游，其罪小
12306退票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拓跋焘闻而赞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不仅怒气全消，还“赐衣1袭、马2匹、鹿10头”。后来，拓跋焘又“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令古弼“发车牛500乘以运之”，但过了不一会儿拓跋焘就对侍从们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侍从们就开始用马往回运猎获的麋鹿,“行百余里而〔古〕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世祖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在拓跋焘的褒赏之下，北魏涌现出一大批直臣，如李孝伯,“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於再三”⑤。
拓跋焘积极发展儒学，注意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风俗，从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削弱了民族对立的情绪。早在拓跋王圭统治时期(公元386～409年)就把儒学作为拉拢封建士大夫、培养鲜卑贵族子弟和吸取汉地统治经验的工具，曾经“初令《五经》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3000人”。拓跋焘不仅继承了拓跋王圭重视儒学的政策，对儒者礼聘殷勤，而且还明确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大力推崇儒学，诱导贵族子弟学习儒学，为北魏培养具有统治或管理封建地区的人才。征服凉州以后，拓跋焘又搜罗了一大批儒生到北魏统治集团之中。不但对当时儒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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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社会的封建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材基础和社会基础。
此外，拓跋焘还大力倡导汉族士人的忠孝、节义，提倡“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於时，名扬后世矣”。谒者于什门因奉旨出使而不屈节于冯跋(北燕主)，受到拓跋焘的称赞，比之于苏武,“赐羊千口、帛千匹，进为上大夫”，并“颁示天下，咸使闻也”。北魏白道守将段进被柔然所俘不屈而死，被拓跋焘追封为安北将军，赐爵显美侯。这些封建道德和儒学做为统治工具，一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推动了北魏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对于揉和胡风华俗、缓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对立也起了一定作用。故史书说:“佛狸(拓跋焘)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⑥。拓跋焘于始光二年(公元425年)正式颁行汉字,“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这对于拓跋焘时期乃至于以后拓跋鲜卑族的封建化，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拓跋焘还两次祭祀孔子，第一次在始光三年(公元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第二次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十一月,“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可见在拓跋焘时期，北魏王朝已经更多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从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缩小了各族之间的差距，这对于鲜卑族的封建化无疑是有利的。
拓跋焘还不嫉贤能，不贪非已之功。他曾当着高车渠帅数百人的面夸赞崔浩说:“汝曹视此人，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说明他不但能从谏纳言，而且还敢于承认自己的才智不如臣下。这对于一个“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来说，确实难能可贵。生快是什么意思
拓跋焘关心臣下，知错尚能改正。他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而且还很爱惜人才。原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之子秃发源贺降魏后，屡立战功，作战非常勇猛,“每遇强寇，辄自奋击”，拓跋焘很担心他的安危，劝戒他说:“兵凶战危，不宜车圣犯，卿可运筹处分，勿侍身力也”。臣下患病，拓跋焘还派人问疾送药。中书监卢鲁元患疾，拓跋焘亲自派人探问病情,“侍臣问疾送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卢鲁元死,“世祖甚悼惜之”,“临其丧，哭之哀恸……舆驾比葬三临之”。中书侍郎邢颖卧疾在家，拓跋焘也遣太医驰驿就疗。
拓跋焘还善于把握臣下的心理，及时给予抚慰。刘宋降将王慧龙镇守淮颖，屡挫刘宋北犯之兵，刘义隆纵反间计，散布王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企图假拓跋焘之手杀死王慧龙，王慧龙听到后，心怀忐忑。而拓跋焘听后却说:“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还赐给王慧龙玺书说:“〔刘〕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⑦，及时消除了王慧龙的恐惧心理。
但是由于拓跋焘“雅长听察”、“果於诛戮”，也经常错误地处罚臣下。然而，他知错尚能改正。初，拓跋焘以散骑常侍陆俟为怀荒镇大将，后因“诸高车莫弗讼〔陆〕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陆〕俟还京”。陆俟归来后对拓跋焘说:“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郎〕孤身必败，高车必叛”。拓跋焘听后大怒，狠狠地斥责了陆俟，并令他以建业公归第。第二年，陆俟所预言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拓跋焘急忙召回陆俟问以缘由，听后笑赞曰:“
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曰“复除散骑常侍”。崔浩曾为北魏王朝立下不朽的功勋，但因他最终“暴扬国恶”，触犯了王权，一时激怒了拓跋焘，被杀。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深为后悔，叹曰:“崔司徒可惜”，故史书说他“果于诛戮，后多悔之”。拓跋焘不仅能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且对前代冤案也能予以纠正。瘦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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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拓跋王圭时的名将,“为将有谋略，治军清整，常以少击多，士众服其智勇，名冠诸将”，后被拓跋王圭错杀,“时人咸冤惜焉”。后来，拓跋焘征讨赫连夏，路过瘦岳墓地时“怆然动容，遂下诏为立庙，令一州之民，四时致祭”，并“求其子孙任为将帅者，得其子〔瘦〕陵。从征有功，听袭爵”。
拓跋焘赏罚比较得当,“功者赏不遗贱，罪者刑不避亲”。他常说:“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事实上，他也基本上做到了“灭亲以明法”，赏罚不分亲疏,“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奚斤是北魏元老重臣，历经三世，功勋卓著，拓跋焘很尊敬他。但在平赫连夏时，奚斤抗表不遵，以至败没于赫连定，后被拓跋焘救回，并被拓跋焘从宜城王“免为宰人”,“使负酒食从驾还京师以辱之”。然而当奚斤死时，拓跋焘仍“亲临哀恸”。丘堆也是魏初名臣，拓跋焘监国时，曾与穆观同为右弼,“勋著先朝”，被视为“国之肺腑”，后来也因在作战中丢失辎重而被拓跋焘以军法斩杀。像这样因故被罚的“肺腑”之臣，还有奚眷，长孙嵩等。另外如公孙轨，拓跋焘平定赫连昌后，引诸将帅入其府库，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
之盈怀，公孙轨独不探把。拓跋焘大加赞赏，亲探金赐之，对公孙轨说:“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赠赐者，欲显廉于众人”。然而，同是这个公孙轨，后来竟成了一个贪脏妄法之徒。拓跋焘得知后愤恨地说:“〔公孙〕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⑧。拓跋焘的赏罚严明，不择亲疏，深受后世士大夫的称道，王夫之就曾称赞他说:“拓跋焘惜财而不轻费，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其赏赐勋绩死事之臣，则无所吝”⑨。正是由于拓跋焘赏罚比较得当，才使得臣戮力同心，积极为北魏王朝献计献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智，使拓跋焘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有计可依，从而也就成了拓跋焘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拓跋焘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统一北方，对峙南朝，尽量实行封建化，奠定了元宏改革的基础而展开的。既不同于开国之君，又不同于守成之主。魏收曾经评价魏初的三代著名君主说:“太祖(拓跋王圭)抚运乘时，奄开王业，世祖(拓跋焘)以武功一海内，高祖(元宏)以文德革天下”βκ。这句话道出了魏初的三部曲，没有拓跋王圭奄开王业，就没有拓跋焘统一海内；没有拓跋焘统一海内，就不可能有元宏改革天下。可见拓跋焘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但魏收只道出了拓跋焘的武功，没有认识到拓跋焘在文德方面的业绩。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的种种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于饥首先，北方的统一，结束了自晋末以来“天下大乱”，百姓流离,“或死于干戈，或敝
死馑”的局面，形成了局部的统一和稳定，为北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畜牧业，随着对北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有了很大的发展，牲畜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拓跋焘袭破柔然后,“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30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望军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徙置漠南3000里之地,“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拓跋焘平定统万之后，又因河西水草丰美；遂开辟牧场于此，自是“畜产滋息、马至200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除国家所营牧业之外，私人养畜也很发达，游牧的鲜卑贵族和其它民族的富裕者都拥有广阔的牧场和无以数计的畜,《北齐书》说提雄杰“牛马以谷量”βλ，可见其数量之多。
农业生产，在拓跋焘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拓跋王圭时期，虽然对农业就已经很重视，采取了“计口授田”、“息众课农”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但终王圭一世，农业仍不很发
黄山的奇松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达，进攻中山时,“六军乏粮”，乃不得不以桑椹充军食。到拓跋嗣时，农业虽略有发展，但仍无多大起。延和年(公元432～434年)间，拓跋焘即已认识到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只因当时“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开始大力“劝农平赋”扶持农桑，主要是大量移民和大片开辟农田。有一次“世祖引〔高〕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高〕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是时多禁封良田，
又京师游食者众。〔高〕允因言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3顷70亩，百里则田37000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3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220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用以发展农业生产。拓跋焘统一北方地区后，随着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扩大，农业在北魏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农业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拓跋焘除继续推行“计口授田”外，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又诏令天下牧守令宰:“劝课农桑”，大力发展农业，还下令“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种植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因而使“垦田大为增辟”，还让有牛户与无牛户互相换工，部分地区还兴修了水利。刁雍在薄古律镇“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开渠引水，溉官私田亩4万余顷，使“官课常允，民亦丰赡”，成为沃野镇的军粮来源。所以，在拓跋焘时期的北魏的一些地区出现了“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的繁荣景象，使北魏国力越来越充实。当时，大批的鲜卑贵族见有利可图，也都逐渐改营农业，纷纷抢占丰腴的土地，甚至连皇太子都“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北魏政府还储有大批粮食，拓跋焘所居宫城内就有“太官80余窖，窖4000斛，半谷半米”。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又“下令修农职之教……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另外，根据拓跋焘屡次下诏开仓赈济灾民来看，北魏政府储存的粮食亦当不少，这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纺织业在北魏建国初还很不发达，绢帛还很缺乏。拓跋嗣时稍有改变。至拓跋焘时，平城宫内已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并有“丝锦布绢库”，以“金锦缯絮”颁赐臣
下的事也很常见。造船业，拓跋焘神　(428～431年)年间，因闻刘宋要来进攻,“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3000艘”备战。刁雍在薄骨律镇造船200艘,“一船胜谷2000斛”，漕运军粮到沃野镇。但是，由于北魏政府对于手工业者的严格控制，也人为地束缚了北魏时期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爱丽丝漫游奇境读后感400字
其次，北方的统一扩大了北魏与周边各族的经济文化往来。大体北魏时的对外贸易，在拓跋焘以前，由于战乱频仍，颇受阻碍。拓跋焘统一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以后，才逐渐开始活跃。据《魏书・西域传》,“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西域与中原关系断绝。历拓跋嗣一世，一直没有多大改善。拓跋焘平定凉州、征服鄯善之后，才使“魏德益以远闻，西
　、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于是拓跋焘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般
木
先后派行人王恩生、许纲和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携带大量锦帛，出使西域，招抚西域各国，西域乃“遣使与〔董〕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可见自拓跋焘以来西域诸国与北魏往来已很频繁。
西域的沟通还进一步打开了中原通往中亚的通道。大月氏商人当时就很活跃:“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王留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国中王留璃遂贱，人不复珍之”β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