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之道,其实就是御⾂术,唐太宗就是其中⼀个绝世⾼⼿
皇帝作为中国古代的最⾼统治者,各有⾃⼰的管理⼿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权、术、法。
⼀、确⽴并维护⾃⼰⾄⾼⽆上的地位;
⼆、⼴泛召集天下⼈才,为⼰所⽤;
三、治理国家,确保江⼭社稷之稳固。
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除了⽂治武功卓然超以外,御⼈术也都运⽤的炉⽕纯青,否则怎么能有效调动⼿下更好的为我所⽤呢?所谓的⽤⼈之道,说⽩了就是皇帝的御⾂之术。
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阳儒阴法,或者说外儒内法。也就是说,中国帝王表⾯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法家之术。
所谓的法,乃是韩⾮⼦的法。为什么韩⾮⼦这么受到推崇,因为韩⾮⼦的法术,挠到了皇帝的最痒处。术是什么?韩⾮⼦有两个层次的答案:
“术者,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杀之柄,课⾂之能者也。此⼈主之所执也。”《韩⾮⼦·定法》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潜御⾂者也。故法莫如显,⽽术不欲见。”《韩⾮⼦·难三》
这⾥明确说了,两层意思合⼆为⼀,术就是指帝王驾御⾂的秘密之术!这个术的本质,就是要让⼤⾂们感到天威难测,才能发挥其巨⼤的威慑⼒。
但在显⽰出君威的同时,还要不时地给予必要的恩典,做到“刚柔相济”,才能够使整个团队发挥出最⼤效能。
唐朝的明君李世民,之所以能带领他的团队,取得贞观之治的巨⼤成就,其中⼀条就是炉⽕纯青的运⽤了这种御⼈术。第⼀部分:驾驭武将的所⽤的招数
(⼀)李靖的冰⽕两重天
公元630年春天,李靖带队⼀⿎作⽓平灭了东突厥部落,为⼤唐的开疆拓⼟⽴下了不世之功。打了胜仗,⼤军班师回朝。
踌躇满志的李靖在德胜门没有得到欢迎的鲜花,却等来皇差的⼀句谕旨:⼤军回营,李靖次⽇到太极宫⾯圣述职。
李靖悻悻的回府后才知道,他被御史⼤夫温彦博狠狠的参了⼀本。弹劾的理由是说,李靖管理部队不
⼒,军纪松弛,致使胡虏宫中的珍奇异宝,让⼠兵贪为⼰有。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这个罪名可就⼤了,不但劳⽽⽆功,弄不好还可能为此锒铛⼊狱。
次⽇在朝堂觐见皇上,只见⼀顿训斥像狂风暴⾬⼀样倾泻⽽来,李靖顿时就晕头转向了。不敢辩解、不敢邀功,所能做的只能是频频叩⾸谢罪。等退出朝堂以后,李靖还没有寻思过味来。布拉美古塔定理
被勒令回家反省的李靖,真有些寝⾷难安,⾷不知味。时刻担⼼会被皇帝个理由灭了。忽然有⼀天,太宗忽然⼜传召他进宫。李靖此刻很是惶恐,这次进宫是祸呢还是福呢?⼼⾥⼀点都不托底。
这次的君⾂对话,出乎李靖的意料,皇上的语⽓和上次截然相反:“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朕是不会⼲这种杀戮功⾂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奖励你的功勋!”霾怎么读
听完这⼀席话,李靖顿时觉得拨云见⽇,连⽇来忧愁和恐惧⼀扫⽽光,取⽽代之的是⼀种喜获重⽣的庆幸和感恩。
李世民接着说道:“前些⽇⼦有⼈进谗⾔,说了⼀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
这种关⼼,这种信任!任谁听了不觉得⼼⾥头暖呼呼的。“皇上万岁。”听到这话,李靖顿时⽼泪纵横,
差⼀点就喊出这句⼝号来。
企业的愿景论功⾏赏,李靖被拜为尚书右仆射,赐绢2000匹。那⼀刻,李靖真的有⼀种冰⽕两重天之感。
公元635年李靖再度带兵⼤破吐⾕浑,这次班师回朝,他低调多了。后来⼜遭⼈诬告谋反,他就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从此“阖门⾃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旧唐书·李靖传》后晋·刘昫等)
(⼆)李勣受到的龙恩
凌烟阁另⼀个功⾂李勣曾患上急病,李世民前去探望,听说⼤夫开的药⽅中要⽤胡须烧的灰做药引⼦,太宗毫不犹豫的剪下⾃⼰胡须,让他熬药,把李勣感动的是“顿⾸见⾎,泣以恳谢”。
李世民并不承情,话头⼀转宽慰他道:“这是为了社稷江⼭考虑,并⾮为你个⼈,有什么可谢的?”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得很明确,“⾝体发肤,受之⽗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把头发、胡须看得⽐命还重。
皇上能抛却了⾃⼰的形象和⾝份,剪胡须为爱将治病,这可不是⼀般的举动。要知道,那可不是普通⼈的胡须,那可
是“龙须”,这⼀⼤碗“龙须汤”,充分体现出了皇帝的皇恩浩荡来。难怪李勣叩头哭谢,把头都磕出了⾎来。试想,有了这样关⼼体恤下属的皇帝,为⾂⼦的还能不死⼼塌地,死⽽后已为其效命吗?
还有⼀次,是李世民设宴,席间对李勣说:“朕准备把年幼的太⼦托付给⼤⾂,想来想去没有⽐卿更适合的⼈。你过去不负于李密,现在难道会有负于朕吗?”看到皇上这么看重⾃⼰,李勣拭泪辞谢,咬破指头,沾⾎为誓。
李勣这⼀激动可毁了,⼀会⼉便喝得酩酊⼤醉。⾯对李勣这种失态状态,李世民没有说话,只是解下⾃⼰⾐服亲⾃给他披上。
第⼆部分:控制⽂⾂使⽤的办法
(⼀)对于位⾼权重的⽂⾂⼤员
在李世民的团队中,房⽞龄是⼀位兢兢业业、⼀⼼为公的宰辅重⾂,他应该是最能领会圣意的⼼腹⼤⾂之⼀。但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的天威难测。
史载房⽞龄在贞观年间⾄少曾经被停职过三次。
双汇烤肠第⼀次是发⽣在公元636年,被勒令回家停职反省。长孙皇后特意为此事劝谏。最后皇上有了台阶,同时也给了皇后⼀个⾯⼦,于是君⾂在握⼿⾔和,⼀切都归于⾃然。
房⽞龄⼆次触犯龙颜,黄门侍郎禇遂良连忙上疏求情,房⽞龄⼜被召回了朝廷。
但最后⼀次停职,更体现了⼀种君⾂之间的默契。这⼀次把房⽞龄“谴归”后,⼀连过了好⼏天,始终没⼈来劝谏。
朝中政务繁冗,绝不允许他把房⽞龄晾太久。但没有⼈求情,皇上没有台阶可下,这回可真有点坐蜡了。
退休申请李世民思谋半天,脑⼦突然灵光⼀闪,很快就有了办法。
于是他告诉侍⾂,说明天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要去那⾥必然要经过房⽞龄的宅邸。
房⽞龄得知消息后,⽴刻命⼦弟洒扫门庭。⼦弟问其故,房⽞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房⽞龄猜测的果然不错,皇上刚游玩了⼀会,就吩咐起驾回宫。在回宫的路上,“顺道”到丞相府坐坐,最后⼜“顺便”把房⽞龄接回了皇宫。对深解圣意的睿智⼤⾂,不⽤多说,⼀切尽在不⾔中就可以了。说破了圣上难堪,⼤⾂尴尬。
李世民作为皇上,时不时给房⽞龄上上“紧箍咒”,这么做的⽬的有三:
⼀、检验⾃⼰对权⼒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的“权⾂”架空;
⼆、借此显⽰皇权的威严,让房⽞龄知道,君与⾂之间有⼀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个适当的距离对双⽅都有好处;
三、提醒房⽞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忘乎所以。
作为房⽞龄⽽⾔,或许⼀开始⼀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可他后来就逐渐明⽩了——皇帝⼿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种威吓作⽤的;只要你忠⼼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上招呼。
所以他⾃此后就有了应对措施。
⼀⽅⾯,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难安,⽽且就算被停职,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他都能很快官复原职,⼀点也不⽤担⼼。
可另⼀⽅⾯,他也深深懂得,⾃⼰所享有的⼀切荣宠和恩泽都是皇上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越是皇恩浩荡,越要谦逊辞让。
总⽽⾔之⼀句话:为官要尽职,做⼈要低调。
当房⽞龄晚年病重时,唐太宗为了探视⽅便,竟命令将皇宫围墙凿开,以便直达房⽞龄家。他每天派遣使⾂前去问候,并派名医去;听到病情有所减轻,便喜形于⾊,⼀听说加重,便满⾯愁云。房⽞龄弥留之际,⼜亲⾃来到病榻前与之握⼿诀别。
(⼆)对于耿介的诤⾂
遇到耿直的诤⾂,李世民知道,他们都是直线思维型的,不和你绕弯⼦。所以,什么⼿腕都不⽤使了。有⼀说⼀,有⼆说⼆。
但有时在诤⾂那⾥还倒吃些⼩亏,⽐如在魏征那⾥。
有⾂下给李世民送来⼀只形态俊异、⽑⾊漂亮的鹞鸟,李世民看了,⾮常喜欢,便放在⼿掌中赏玩不已。这时魏征从远处⾛来,李世民已⽆处躲避——哪有君躲⾂的道理?传出去也不好听呀。只好急忙把鹞藏在了怀⾥。
脊椎骨疼痛的原因魏征早在就发觉了,佯作不知。上前来向他禀告事情,禀告完并不⾛,还给皇上上起课来,云⼭雾海的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马⽽最终丧国灭⾝的事,劝谏“明君”当以此为戒。
他那⾥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的地讲,李世民却是有⼀搭⽆⼀搭的听着。他⼼⾥却很着急,盼着魏征快⾛。可是魏征就是不⾛,愣是磨叽了半天才告辞⽽去。“终于⾛了。”长长的舒了⼀⼝⽓,伸⼿向怀⾥掏去。“坏事了!”他⼀摸就感觉不对
不⾛,愣是磨叽了半天才告辞⽽去。“终于⾛了。”长长的舒了⼀⼝⽓,伸⼿向怀⾥掏去。“坏事了!”他⼀摸就感觉不对劲,赶紧掏出来⼀看,这个可爱的⼩鸟已经被⽣⽣的捂死在他的的怀⾥!当时惋惜不已。
过了好半天才寻思过来味,原来让魏征给涮了,他其实早就知道⾃⼰把鸟藏怀⾥了,所以⼀直赖着不⾛,东拉西扯的唠叨了半天,直到⼩鸟被捂死!
想到这⾥,⽓得他跺脚⼤骂:“好你个乡巴佬,你等着。你今天弄死了我的⼩鸟,看我哪天不骟掉你的⽼鸟,让你变成个太监!”
在此事情上,表⾯看起来李世民吃点⼩亏,但正因为他有纳谏之⼼,有容⼈之量,所以,在诤⾂的监督下,避免犯不必要的各类错误。
结语:总之,君⾂之间,如果光是皇帝⾼⾼在上统御⾂,那君⾂之间的信任度就会降低。只有建⽴了互信,这个团队才能凝聚成紧密的⼀团,这个团队才能披荆斩棘,⽆往⽽不胜。
要对李世民的⽤⼈⼿段进⾏评价,还是下⾯这个评语⽐较全⾯⽽且中肯:
“对后世的中国⽂⼈来说,太宗代表了⼀个⽂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个精⼒充沛但聪明⽽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贯谦虚耐⼼地听取⾂,这些⼤⾂本⼈也都是卓越的⼈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之间⽔融的关系。”(《剑桥中国隋唐史》英·崔瑞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
参考资料:《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剑桥中国隋唐史》英·崔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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