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中国机长刘传健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无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个体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遗落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的影响。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失去了历史的坐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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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说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文之纬度。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四个侧面。文化基于一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亦非一种永不更改的体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性。
商标设计欣赏承认此平等性之后，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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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
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教师节手抄报简单漂亮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