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佐临导演在1950年拍摄的电影《腐蚀》对于茅盾原著日记体小说进行了的影像化改编。着重从情节结构的重新调整、人物性格及政治面貌的重新定位、影片结局的改动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把这部日记体小说改编成电影、呈现在银幕之上的影像化过程进行重新梳理。
关键词：日记体小说；影像化电影；改编
《腐蚀》是茅盾先生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在香港短暂逗留的9个月期间，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一年，茅盾经历了皖南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两次重大的政治变故，这种政治压迫越重，茅盾越要用他的文字发声，因此，1941年对于茅盾的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期，其在创作上亦呈现出爆发之势。《腐蚀》这部最初连载于香港《大众生活》刊物上的长篇小说，罕见地采用了日记体的文学体裁，并且选用了女性作为日记的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叙的角度，讲述了一位被国民党特务集团拉下水的女青年赵惠明被腐蚀之后内心矛盾挣扎的故事。谈起《腐蚀》何以采用日记体，茅盾说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1]这种选择在黄佐临将《腐蚀》改编成电影的时候，为改编带来了结构转换上的困难。首先，一部电影由于影片时长上的限制，必然要将故事集中于一条主要的情节线索之上，因此，原小说中松散的情节结构，势必要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进行重新调整，将日记体小说改编成符合流行电影的情节结构，才能为广大电影观众接受和理解。其次，在人物
如何加强记忆力
塑造上，电影因应1950年新的政治形势，更加明确了男女主人公的政治面貌，并且创造性地为人物增加了某些小说中并未涉及的空间场景，以强化人物的戏剧性转变。最后，影片的结局为赵惠明安排了一条自新之路。而反观小说的结局，则更具开放性，只是给出了人物一个自新的方向，却没有给出确切的结果。本文将从以上三方面展开，探讨黄佐临导演对这部日记体小说《腐蚀》的影像化改编。
一、影像化：情节集中，再集中
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腐蚀》在1950年上映，该片的演员启用的是黄佐临导演在建国前于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苦干剧团”的老搭档丹尼、石挥、程之等人，据黄佐临导演的女儿黄蜀芹回忆，“还是原来那帮子人跟着老爷子，在文华公司拍的电影有《》、《腐蚀》等，他们都是‘苦干’出来的，后来也都一块变成‘文华’的人，我不知道演员的编制是不是固定的，反正我爹拍的几个戏里，主要还是这些人。”[2]在这部改编作品中，黄佐临和影片编剧柯灵一起，对茅盾的原小说的情节做了新的调整。因为茅盾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因为要应承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刊物的连载，时间紧任务急，不得已采用了情节松散的日记体，小说中的女特务赵惠明和她的旧情人进步青年小昭之间的情感联系时断时续，中间还穿插了赵惠明与报社记者K、与老同学萍的感情瓜葛、与特务集团内部成员G、小蓉、陈胖、舜英等人的斗智斗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之繁杂，虽为读者呈现了腐化堕落的特务集团，却也为电影的改编，在叙事上增添了难度。而黄佐临“在选择和改编剧目上，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都很注重
戏的情节生动、节奏紧凑、人物性格的鲜明，注重挖掘剧的内在戏剧性。”[3]黄佐临意识到，支撑着这部《腐蚀》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堕落为特务的女青年赵惠明，与她曾经的爱人、进步青年小昭再次重逢所产生的强烈戏剧性冲突。因此，黄佐临导演果断地删减了原著小说中与这一核心事件不甚相关的事件，比如特务集团内部的阴谋勾结与明争暗斗，把情节集中在赵惠明与小昭分手、被腐蚀堕落为特务、与小昭再次重逢、营救小昭不成、小昭终究被害、惠明最后选择自新之路，这样一条明确的、线性发展的情节结构。电影的情节相比原小说变得更加集中、紧凑，依照了流行电影的情节结构，给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以清晰、完整的叙事框架。
摄像机品牌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小说与电影在艺术形式上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按照电影的编剧柯灵的说法，是因为“茅盾先生写作《腐蚀》是在1941年，抗战中最黑暗的年代，‘尘海茫茫，狐鬼满路’，他不能不用恍惚迷离的手法来写，我们今天要求的却是明确更明确。这样，就不能不有所增删，有所剪裁，一小部分并不能不作必要的更动。”
归化异化[4]
二、人物政治面貌的明朗化
情人节的故事拼搏的近义词电影《腐蚀》中的赵惠明由黄佐临导演的妻子丹尼女士饰演，这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银幕演出，在这部影片中，她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内心挣扎矛盾的女性形象，从她丰富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赵惠明这个
人物在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时，在某些时刻甚至是十分脆弱无力的，因此她自然也无法挽救恋人小昭的性命，将自己陷于悲苦的自责之中。
在电影上映时，很多观众都倾向于同情这个女性人物，而使影片招致了反面的批评，“从京津两地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腐蚀》的影评，从个别众团体获得的众对于这部影片的反映……会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观众，会无原则的同情惠明的被迫堕落，甚至失去政治立场，同情惠明的苦心，不被小昭所解”[5]这样的批评逐渐汇成了一股对《腐蚀》的批判潮流，甚至牵涉到当时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先生，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腐蚀》后记中，茅盾谈到“这些意见之所以分歧，恐怕是因为对于赵惠明这个人物的认识有偏差……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不做正面的理解”[6]，这些都会导致舆论的上纲上线及无理性的大举批判。其实，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黄佐临导演已经察觉到政治形势的改变必须在影片中有所体现，在塑造小昭这个进步青年时，已经为其在政治面貌上勾勒了更加清晰的轮廓。在原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小昭英勇就义的场景，而电影戏剧化地增加了这一情节，并且让众多青年在小昭就义时高歌《义勇军进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人物的政治面貌已经比1941年茅盾发表的《腐蚀》小说，更加明朗、有力。
茅盾在1941年的创作，“形式各异、思想却很集中，都是对国民党政治压迫的还击和深刻揭露，皖南事变的发生，在茅盾这一年的创作生活中起了不小的影响”[7]电影《腐蚀》相对于同时期上映的其他以
揭露国民党丑恶罪行为目的的影片来说，显得有些特别，因为它还涉及人性，也就是批判者所批判的赵惠明的“人情味”，这使得这部
影片，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附属品，它还展示了赵惠明这位身处特殊环境中女性的情感世界，突出了这位女性在人性上的觉醒。因此，这个人物不能像她的恋人小昭那样，在其政治面貌的塑造上，达到当时舆论对政治立场的期待，从而使影片招致诸多非议。
三、结局的自新之路
关于《腐蚀》的结局，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成片中，都有不同的安排。茅盾原先准备写到小昭牺牲就结束，但是当时的《大众生活》为了出版合订本的方便，要求茅盾再继续写下去，并且读者也都期望作者能给赵惠明以自新的道路。茅盾只好为赵惠明添加了另一条情节线索，即小昭牺牲后，赵惠明亦被暗射伤得到警告，并随后调去大学区做邮政文员，在那里她认识了同为“伥鬼”的女青年N，两人同病相怜，互称妹。最后，惠明将N送到重庆城里，预备独自凑钱把她偷偷送去自己的老家陇东。但是小说在此戛然而止，并没有明确交代她们有没有逃离重庆这些特务集团的控制，是一先一后，还是同时离开，都没有说明，只是给出了惠明一个自新的方向。在电影剧本中，柯灵安排惠明安全护送N（剧本中名为“安兰”）坐上长途车离去，自己则被宪兵铐住。而黄佐临导演的影片《腐蚀》的结局，却是另一番面貌：惠明接受了小昭的感化，和N一起坐上长途汽车，离开了重庆。电影遵从了
原著小说为惠明安排的自新之路，比柯灵的剧本透露出对人物未来更多的希冀，期望惠明告别阴暗痛苦的昨日，走向光明正大的明天。这种安排在今天看来，具有积极乐观的意义，也是黄佐临导演一贯乐观精神的体现。电影相比较于小说，为人物明确关于一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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