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贞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摘 要】摘 要:1950年代前后，为数众多的文人开始启程离开大陆南向香港，架构了史上另一波的流动轴线。这一波南来文人力匡、贝娜苔、赵滋蕃、易文、徐訏等建构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移动踪迹与书写墨痕，透过文人们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交出可观的在地书写。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厌倦、自我退缩现象，在在指向了西美尔 (Georg Simmel)“麻木”厌倦的心理保护机制论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南来文人重生或再生、归去或归来的刻画过程。在处境上这些南来文人并非一般认知的强者主体，反而是孤独、无助者。以此为视角，证成他们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进而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
严肃一岁多宝宝食谱【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5
【总页数】10
【关键词】关键词:1950年代;南来文人;香港书写;麻木;不安;自我退隐天珠图案种类图解
一、前言 一个文学现场的发生:大陆到香港
1950年代前后，国共内战情势诡变，为数众多的文人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南向香港。地理位置的变线，漫漫单行道，南来文人怀乡、离散等集体意识于焉生成，而透过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抒怀寄寓，在流离生涯中，交出了可观的在地书写，香港因此转为一个时代变动下的文学地理现场。文人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自我退缩、厌倦 (blasé)、疲困现象，在在指向西美尔(Georg Simmel)关于现代人面对时空交替困境激发出的 “麻木”心理保护机制概念［1］132-141。进一步梳理，不难析解出此时期书写光谱成，有的积极铺写放下过去走向未来的明度气象，有些沉积于记忆、怀乡、文化不认同之消极块垒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历经世变多少在南来文人身上留下印记。如今看来，这意味了乱世文人重塑心灵体验与存在之感同时，每一举步，都丰富了香港作为一文学现场的历史命运，朝向创造更新书写香港版图的起点。诚如高嘉谦认为，知识分子在离散过程形成的文化播迁与碰撞的历程中，往往带出空间化的时间经验［2］3。反过来说，这样的时间生存体验照见新的空间化结构的内在与外在注视，亦即缘由时空异变，促发了南来文人新的香港书写空
间与动能，地理移置于是有了不同以往的时间意识和新的空间经验，相对心灵起伏也就带出空间化的时间感知，因此，地理/空间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文学现场概括之。就地理位置言，香港斯时已是国际往来的交通港口，南来文人的流离经历等于进入了“现代”城市氛围。本文因此有意借镜西美尔“麻木”心理保护机制生成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reserve)的行为如何被启动，探讨并检验此一时期南来文人地理空间的漂移及搭建香港书写路径手法:以文学存身，形构具有南来文人气息与文学意义的现场。
有心得志打一字同样属于南渡路线，饶宗颐梳理了清末民初南向新加坡流离文人的文学表现，分从“日记、游记”、“地志、杂述”、“散文、诗、词”三种文学类型进行考察［3］，给予本文很重要的启发。高嘉谦在这个基础上，标举此一路线的南向文人像，分从流动者图像、文学生产面向归纳出三种移动类型。一是使节型，其文学实践也担负了教化及传递新知功能;第二类是因政治流亡文人，如维新失败避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所写所倡是文化寄寓也是政治反攻，他方地理即心灵版图的延伸;第三种是没有政治与文化光谱，只因正与乱离时代碰上而被迫流寓异乡的普世文人，也属最大宗者，如邱菽园、巴人、艾芜、郁达夫等。其中又以邱菽园奠基深厚的文学根柢，从文社、办报、兴学到接济文人、政治活动，几乎全力参与，创造了流寓文人的挥洒极致空间最具代表性，可称之为“名士型”流离文人［2］7-9。
文学场的作用、效果及文学轴线于焉成形，文学成为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耗费 (expenditure)理论的资本。本文以为无论是文学播迁理想或者流动者类型都相当程度决定了流离的方向，并进而生成流离轴线。就流动者因素来看，高嘉谦的第三种类型正是本文针对1949年左右香港南来文人要采集的个案型态。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时代氛围的不同，1949年前后南向香港的文人不乏延续抗战、国共时期壁垒分明的政治立场。一般而论，中国文人南下香港，基本说来有三波:第一波在1937－1945年对日抗战时期，如许地山、胡风、夏衍、陈残云、蔡楚生、司马文森、戴望舒等;第二波在1945－1949年国共内战至政权交替前后，这一波最是启动了文化阵地的角力战，国共分别派遣干部进驻香港占领阵线，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因在内地已没有租界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拘捕，英殖民地香港便成为最后的庇护地;随着国共内战的白热化，从1948年底，第三波移动潮便已展开 (第三波止于1970年代末中共改革开放)① 也有人分成四波论述，如黄康显，基本上第四波定位在1980年代之后竹幕开放。关于南来作家分期、行止，可参考: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著《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 (1927－1941)》(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香港文学资料册 (1948－1969)》(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 (1945－1949)》(香港:
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 (1945－1949)》(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香港新文学年表 (1950－1969)》(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卢玮銮《南来作家浅说》，载《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8－128页;黄康显《香港文学的根》，载《香港文学》第271期 (2007年7月)，第91－93页。，更多重要的文人此刻南走香港避难观望，包括之前早有南向经验的左派文人欧阳予倩、蔡楚生、夏衍、柯灵、戴望舒等，及右派文人力匡 (郑健柏，1927－1991)、贝娜苔 (杨际光，1926－2001)、赵滋蕃 (1924－1986)、易文 (杨彦岐，1920－1978)、徐訏 (徐传琮，1908－1980)、路易斯(李雨生，?)、李辉英 (1911－1991)等。本文探讨的对象便聚焦于这批右派文人，主要因为第三波作为南来潮轴线最大波动段，最有可观，而这一波关键差异则在于行踪的北返或留下。相对而言，左派文人绝大多数北返，右派文人则大多选择留下，也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就力匡等人的文学表现及其附着的心态延伸考察。无可否认，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治遽变，导致民间如此大规模的流离，在初期，一定有不少创作难掩憎恶之情及避难心态以排解郁结。但往内里看，同时流露的极度不安、厌世、自我隐退的逃避心怀，十足值得探究。毕竟文人的基本思考纵深，安静下来后，谋生之余兴思发展个人文学爱好也很自然，但总不若南向新加坡的乙未文人文教理想那般高蹈。整体而言，政治教化
类型的文人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议题，综理饶宗颐以诗、散文、小说作为表述忧患时代文学表现与心事托付的考察，并结合高嘉谦勾勒的流动轴线观点，形成本文探讨及个案抽样的基础依据，以为梳理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的移动踪迹，进而证成这些南来文人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语法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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