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未来
【导语】泰⼭是“五岳之⾸”，有“天下第⼀⼭”之称。泰⼭风景以壮丽著称，重叠的⼭势、厚重的形体、苍松巨⽯的烘托、云烟的变化，使它在雄浑中兼有明丽，静穆中透着神奇。今天就给⼤家分享下杜甫描写泰⼭的诗词《望岳》，欢迎阅读！
  ⾸句“岱宗夫如何”，以⼀个问句来引出全篇，岱是泰⼭的别名，因居五岳之⾸，故尊为岱宗。“齐鲁青未了”，是作者亲⾝的体验和感受，作者在齐鲁的交界之外，仍然能看到泰⼭⾼耸⼊云的峰巅，以距离之远来衬托出泰⼭的雄伟。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描写的是作者近望泰⼭所见之景。它神奇娟秀，巍峨⾼⼤。着⼀“钟”字，便把天地万物⼀下⼦写得鲜活⽣动起来。⼤⾃然如此有⼼，竟把所有的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使泰⼭拥有了造化之功，具有了神灵之⽓。古代⼭南⽔北为“阳”，⼭北⽔南为“阴”。由于泰⼭过于⾼⼤，天⾊的⼀昏⼀晓被割于⼭的南北阴阳两⾯，作者称其为“割昏晓”，⼀个“割”字，则写出了⾼⼤的泰⼭所具有的主宰万物的⼒量，它将⼭南⼭北的阳光割断，形成⼀昏⼀亮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观，突出了泰⼭遮天蔽⽇的形象，使静⽌的泰⼭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动态的⼒量，⼀定程度体现了诗⼈“语不惊⼈死不休”的艺术风格。
  “荡胸⽣曾云，决眦⼊归鸟”，写细望所见。作者见⼭中云⽓层出不穷，故⼼胸亦为之荡漾，因⽽使劲地睁⼤眼睛张望，以⾄于眼眶竟然有决裂的感觉，衬托出泰⼭迷⼈的魅⼒。末尾两句“会当凌绝顶，⼀览众
⼭⼩”，写诗⼈从望岳产⽣了登岳的想法，泰⼭如此雄伟⾼⼤，以⾄于引起了他的攀登之⼼。诗寄托深远，体势雄浑，构思巧妙，给⼈以⾝临其境之感。
  扩展阅读：杜甫的诗词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于⼦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夺苏、李，⽓吞曹、刘，掩颜、谢之孤⾼，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兼⼈⼈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美者，穷⾼妙之格，极豪逸之⽓，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亦不能独⾄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从其名作《饮中⼋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形象鲜明。“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雅》的影响，⽽其悲歌慷慨的格调，⼜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并论说：“李杜⽂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诗乃诸⼦之流也”。蒋⼠铨《忠雅堂⽂集》卷⼀《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书》也。”
朱砂是怎么形成的>解讫通知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红糖的作用与功效  扩展阅读：杜甫诗词的思想
  ⽤杜甫⾃⼰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思想，“济时肯杀⾝”，是他的⼀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也⽤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
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政治性的伟⼤诗⼈。当然，这和他的接近⼈民的⽣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易消化的食物
  杜甫出⽣在⼀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韵》中写道“⾃谓颇挺出，⽴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种企望⼊仕，在仕途⼤业中实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作中建功⽴业，兼济苍⽣。三⼗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
中最快意的时期。从⼆⼗岁起，他结束了书斋⽣活，开始了为时⼗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丰富的⽂化遗产和壮丽河⼭，不仅充实了他的⽣活，也扩⼤了他的视野和⼼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览众⼭⼩”，正流露了诗⼈对⼀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壮志。但由于这种⽣活⽅式，不可能接近⼈民，深⼊现实，因此，作为⼀个伟⼤的现实主义诗⼈，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个准备时期。
古代皇帝  杜甫⾛向现实主义，是从第⼆期（三⼗五到四⼗四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且开始过着“朝扣富⼉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活，以⾄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旬，敝⾐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个“潇洒送⽇⽉”的巢⽗、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上积极⼊世的道路。⽣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民⽣活，看到⼈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写出了《兵车⾏》《丽⼈⾏》《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当速朽。”⼜如“丈夫四⽅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不反映出杜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业的雄怀⼤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个忧国忧民的诗⼈。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