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关涉整个社会风气国家兴衰的例子
不打自招读书改变国家命运,宋朝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宋朝初期,三冗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负担日益沉重。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在《上三冗三费疏》中说:“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为此,他还就消除三冗局面提出自己的办法,例如实行精兵简政,官员编制定额,清除多余人员;让僧尼道士、军队适当减员。这样既可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又可加强工农业生产等,好处多。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5的《宋冗官冗费》中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词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就是说,宋冗官冗费由来已久,绝不是宋仁宗以后才有的,而是日积月累,到宋真宗时,冗官就为数众多,难以统计。
而且宋真宗本人还特别喜欢封官许愿,“制作”冗官。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奏章中一针见血指出:“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优于庻僚,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宋真宗所以那么喜欢封官许愿,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做,皇恩浩荡,可以加强政权和巩固政权,却不知自己走的是用人唯亲路线。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范仲淹在十大政中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纠正治理天下中侥幸取胜的念头。
宋初冗官的来源还和开科取士要求偏宽息息相关,进士科仅仅考试诗赋,明经仅仅考试背诵默写经典词句能力。由于进入门槛太低,要求不严格,所以名不副实,不会办事的人多。这样做,既是误人子弟,又是祸国殃民。
那么,宋人是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查历史,方知道和读书息息相关。在宋朝历史上,曾发生一次有意义的历史变革,那就是教材改革。《大学》和《中庸》原为《礼记》
恐水症的两篇。作为单行本,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篇。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仁宗时,初开始,《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希望他们认真看书学习,加强自身建设,注意工作方法,做到亲民,修身齐家平天下。
据弘治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便是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个记载告诉我们,这次教材改革六年后,继四贤之后,又涌现了蔡襄等一大批新人,甚至连出版家也加入了新人队伍,引人注目。这可谓是中国直至世界历史上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奇迹。就这样,读书改变了国家命运,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庆历新政终于粉墨登场,范仲淹最终提出十大政,宋朝中期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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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之所以教材改革那么重要,是因为《大学》进行的是人生观教育,《中庸》进行的是方法论教育,二者是成年人教育的好教材。《大学》开门见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成年人教育的.宗旨主要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与谁亲,是个根本性立场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以营造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的政治局面。读一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那么,宋朝初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一一出来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也就成了改变国家命运的英雄。英雄哪来豹子胆?全靠自觉接受人生观、方法论等的教育。宋仁宗赏罚不明,东京廷议时许多人都不敢说,蔡襄却在西京写诗批评宋仁宗,及时纠正错误,还引起了许多人共鸣,把他的诗抄下来,广为传播。后来,甚至于连出版家也劲头十足,为之刻版、印刷,大量发行,还传到了外国。许多人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兴人民富出谋划策,贡献力量。这些很显然是宋朝中期教材改革的硕果。
有了好的学风,庆历新政也就有了新的的历史条件。于是,国家考试改革应运而生。“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
皮城执法官出装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更重要的是,国家考试是“指挥棒”,指明了今后全国各地教学内容和努力方向,让考试制度改革在各地开花结果,让庆历新政锦上添花。所以,继学风改变以后,宋朝中期又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可喜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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