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技大学自主招生 “五好”夫子汪曾祺
——汪曾祺的时代与时代的汪曾祺
许久以来，我一直默默凝视着那一片土地。我说的是江浙。
江浙是明清以来文风最盛之地。几百年来，中国文化首出江浙，说它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半壁江山并不为过。有明一代当然是江苏居冠，“江左文章三大家”与“扬州学派”等就是明证，不过晚清以还，浙江就后来居上了。俞樾、章太炎、蔡元培、马一孚、李叔同、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蒋梦麟、竺可桢、马寅初、马裕藻 、沈尹默、茅盾、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俞平伯、夏衍、曹聚仁、冯雪峰、潘天寿、范文澜、张君劢、吴晗、艾青……这样一个明星体无疑代表了晚近以还最璀璨的文化颠峰；相形之下，王引之、钱基博、刘师
培、钱穆、钱玄同、刘半农、顾颉刚、瞿秋白、叶圣陶、朱自清、徐悲鸿、刘海粟、钱钟书、钱伟长、钱三强……这样一个体当然也足够绚目，不过和前者比来，总还是少了几分颜。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对近几十年来江苏这一茬文界人物的倾心，比如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艾煊和方之等。
当然，首先是汪曾祺。 1942
汪曾祺是一个永说不尽的话题。有人说他是中国文人中最后的士大夫。文人是一种角，士大夫是另一个行当，“文人”而“士大夫”，这就有意思了。想来，也许另一桂冠更属确然：“中国古典时代最后一位抒情诗人”。可我们知道，作为文人的汪老夫子是以小说名家的。中国是个散文帝国，但难尚称小说大国，小说底子本来就薄，能以小说“抒情”者确乎寥寥。汪算是一个。
汪曾祺是晚近中国极为罕见的一类人物，纯以小文章而成大作家，以短作品而成长青树，这等人物确是屈指可数。在晚近一流的文章高手中，善写短文者实不乏其人，但专写
短文的则不多。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孙犁、张中行、柯灵、郭风甚至董桥等人的短文章就写得极具风采，璀璨非凡。以鲁迅而论，其创作文章短则百十字，长则万余言，再长的文章恐就不多，但他却翻译了几部颇长的作品；周作人亦如此；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中诸文都很短，但他毕竟有部《围城》，更有《谈艺录》《管锥编》等宏丰之著。其他诸人也都有长篇作品行世。惟他没有。翻读《汪曾祺全集》，文章再长不过二万来字。
和这个时代相比，汪先生实在是个有个性的人，更是个有才情的人。昔人有云：有真性情者可爱，有真才学者可敬。可爱与可敬，汪都有了，占全了。
看吧！这个“五好老人”：好吃，好玩，好胜，好友，好文章。
他的“好吃”是不消说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就把饭馆茶馆“泡”得差不多了，还吃到了沈从文家里。除了好吃茶，他还好吃烟吃酒吃美食，不信，你看《烟赋》《寻常茶话》《故乡的元宵》，特别是《故乡的食物》。对文人来说，烟和酒从来都是好东西，李白“斗酒诗百篇”自不用说，鲁迅迷抽烟而有好文章，周作人学了抽烟许多年，终不上瘾，对兄长只有崇拜叹止的份儿。汪曾祺的贪杯很有些名气，不过，这位酒仙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就
栽在这酒杯上。
他还“好玩”。早年的他，连“泡茶馆”“跑警报”都被他玩了起来，真是一把会“玩”会过日子的好手。他的老师朱自清因治学谨严，对他们要求很严，使得他无暇多玩，他就“很不喜欢”。其实，彼时西南联大实在是所好学校，其外文水平与中央大学并为双雄，内中颇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手笔，如闻一多、钱钟书、冯友兰，文章极好，外语亦佳。汪的不少同学也把几门外语学得比用筷子吃饭还纯熟，可他因为贪玩，把英文念得一塌糊涂，去了爱荷华就只能当哑巴，后来才《悔不当初》。有次他去湖南，游山玩水，还不忘文章，居然又有了《岳阳楼记》《桃花源记》。
这样，他的“好胜”也就出来了。《故乡的食物》是周作人的名作，《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力作，而《桃花源记》则是陶渊明的家底了。可是，他居然写了全然同名的文章。李陀提醒道：“这可是名家名作啊！您也写？”他大不以为然，眉毛一竖，两眼一瞪：“写就写了，又怎样！”他老夫子不怕犯冲，居然都吭哧吭哧写了，可谓老当益壮心雄万夫，大有舍我其谁之气。刷刷刷，文章就出来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都是好文章。当然是好文章！以他的才气，不是好文章他不屑于写；以的他脾气，不是好文章，他不屑于拿来示众。可
是，文章之道非常道，好文章和好文章还是不同。周老夫子是京派的大宗师，文章之道非比寻常，和这位老夫子比起来，他这最后的京派后生大概还只算个“小夫子”。大宗师是可超不可越的，更是可遇不可求的。汪的《故乡的食物》自然还是被比下去了。至于《岳阳楼记》和《桃花源记》，那也不消说。范仲淹是最士大夫的朝代中大大的士大夫，而汪老夫子毕竟是一个“后士大夫时代”的仅存硕果，当然也就不好比了。或者说，范的士大夫气，是有整个大时代和大社会的背景来垫底的，他本人就是史上有数的文武双全的几位人物之一，而汪的大夫气不过是已经非士大夫化的社会（至少是士大夫气已渐衰竭的社会）中的仅存硕果而已，其高度当然不能和前者比。至于《桃花源记》的作者，是魏晋风骨中的中坚，其格局和气象也是后人所没法比的。韩愈老夫子并不是个特别谦虚的人，但他一生低首陶渊明，承认：“魏晋无文，惟《桃花源记》而已。”这话端的了得！本来嘛，魏晋文章就是中古文章的上品，而陶氏文章又是魏晋文章中的上品。“上品中的上品”，那没什么得说的。可汪老夫子不以为然。
我以为，汪老夫子这次犯冲并不是太上算。好在他不在乎，谁让他那样的好胜呢！又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天晚上，已然走红的汪曾祺和正在走红的高晓声，两个江苏人，在一起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梅煮酒论英雄，结论是天下英雄惟吾与兄二人，其余竖子不过
尔尔。好在彼时二人对饮于密室，隔墙无耳，外人并不知晓，要不还真会闹出点什么事儿来。
“好胜”的背后，是他对自己的一身本事颇有自信。话说在八十年代他忽地成了个以小说名家的“新秀”。外界被这“新秀”的小说唬住了：想不到文章还能这么写！不承想，该“小说新秀”的散文也写得贼好。外界又一片惊艳。可是老夫子并不买帐，他当了人的面，自诩：“书法绘画，数一数二；散文小说，数三数四。”外人最宝贝的小说，在他眼中居然成了“老四”，怎不教人气煞。但平心说来，老夫子的书画实在没得说，真要说，也就一个字：好！
有次看他手迹，那字疏密有致，萧然自在，颇得宋人情趣。——在我看来，有宋一代的文人书画是书画史上的胜品。都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章。今人写古字，着实不易；要写出那古雅之气，尤属难得，没有几分造化是不行的。面对了老夫子这字，实在不能说不好。水癞
老夫子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是半个同乡，但他并不“糊涂”，他对自己当然很有几分认识和自得。每次作家团出外被邀请题词题字时，众家颇为上心，可笔墨纸砚一上阵，人们就
败下阵来，只好公推汪曾祺上前去，因为只有他的毛笔字好。老夫子当仁不让，挽袖上前，挥毫而作，一气呵成。众家羡煞。
——不过话又说回来，汪老夫子的好胜还是有分寸的。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涌出来之后，老夫子也乐得承认：“现在的文学当然比民国时候要繁荣。希望当然在年轻人身上。难道希望不在他们身上，而在六七十岁的人身上？！”汪老夫子俨然是个伯乐了，饶谙相马之术，他相中的千里马，除了贾平凹、阿城，还有铁凝、张炜，还有刘心武、残雪、何立伟等等。于今看来，此老还真是没看走眼。
再有就是“好友”。好者，喜好也。汪老夫子交游甚广，友人自多，举其大者有三，一是高晓声。这是他的老乡，久友，酒友，旧友。那是没得说的。二为林斤澜。他俩是从五十年代好上来的铁哥们，外界常是汪林并称，他们自己也是好得没了反正。汪五十年代时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时的领导是老舍。世人单知道老舍君是个温和谦逊的君子，但不知此公其实有着非同一般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小说国中无两，而鲁迅惟杂文不错。但，就是这个老舍，五十年代对外界称：我们这北京市文联还有两个年轻人以后也许能写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其实那时林的文名还不及汪，汪在民国就已出书了，更是深得闻
一多、沈从文的宝爱。据说汪在联大时期的文章很得乃师闻一多的赏识，有次，汪有一同学弄了篇作文交上去，闻极为欣赏，激赏说：“比汪曾祺的写得还好！”——其实，这篇文章还是汪写的。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同时还得到市文联另一领导赵树理的垂青。汪对赵的文章如何看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老师沈从文却对弟子的这位领导很不以为然：“和《李有才板话》的作者比起来，《边城》的作者不能不算是个还会写文章的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四十年代“七月派”主角的胡风对文坛的新人是很有些了解的，艾青、田间、曾卓、贾植芳等就是他扶植起来的，但他其时激赏的新人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路翎，一个就是这汪曾祺。一个新人要得到自己人的认可，不难；要得到外人的认同，不易。汪曾祺是例外。后来证明这两个都不是平地卧的主儿。但“”一来，他们都被迫平地卧了。路翎呢，是彻底卧倒了，卧下就起不来；汪老呢，能卧能站，卧而不倒，卧下去，又站起来了。这一站，他就成了一棵树，一座山，留给世人瞻仰去了。他的第三个好友，其实是他的恩师，沈从文。科室年终总结
沈从文是汪大学时代的老师，汪在文风上亦宗其为师，但他们是不同的。沈这个“乡下人”打自二十岁到北京后就靠笔杆子打天下，仅从1925年至1947年就发表近千万字，在高峰时期的1934年前后还曾年产近百万字，而汪终其一生也不过二三百万字，这就他的才气
说来，毕竟是太少了。更重要的是，沈还颇有些长篇作品问世，《记丁玲》《长河》等就颇有些篇幅。而汪不然。他有着极为殷实的家底，更有着联大的金字招牌，生活大致是不差的。他又深知自己文章的分量，写一篇是一篇，完全不需要靠质量来赢取、维持、增益自己的名望。既然没有生计的峻迫，也就没有卖文谋生的压力，所以他写的不多，发的也就不多。而在这不多的文章中，追悼沈先生的《赤子其人 星斗其文》则是难得的佳作。
gb150 汪曾祺的最后一手绝活当然是“好文章”。他不是靠勤奋取胜，不是靠数量；而是靠天分，靠质量。看他文章，总是谈吃论喝游山玩水的，显然不是个甘座冷板凳的苦行僧。他和老舍一样，最显出“中国人会过日子的劲头”（梁实秋语）。不同的是，老舍活在他的时代里，从“五四”之前写到了“”前夕，足有五十年。所以他写得并不快，却很不少，也在文艺界饶有“劳模”之称。汪先生呢，从抗战时期写到大归前夕（1997），近六十年，只可惜在建国后连着三十年基本没有出东西（除了《沙家浜》），等他动真格的时候已是1979年。实是璞玉晚成。和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写的很少，他们能写的时间当然更少。屈指算来，他正经写东西的时候，才二十多年。如果他活在老舍这样的寿数（六十七）上去逝，那么就可惜了他那近十年的好文章。幸好他多活了十年！于今，这样的老辈人物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比如陆文夫，写得很少，但是很好，只可惜也和汪一
样，在七十七岁上作古。
作家的高峰多在中年前后，年纪大了，写写小散文、小杂感，或者是随笔序跋杂文札记，都可以，再不济还能仗着多吃了几斤盐的资历来写写回忆录。六七十岁后还能写出上好的小说、诗歌、戏剧的人，有，但是不多，迄今之世只有萧伯纳、歌德、泰戈尔等那么几个人。汪先生自然不能和这一茬人比，可是，他还是活到老写到老，越老越精神，越老越精粹老辣。
幸亏他多活了十年。有了这十年，汪作为一个作家就完成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常事。但这话多只对英年早逝的人物成立。王勃李贺未尽才，普希金未尽才，拜伦雪莱济慈海涅未尽才，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未尽才，莫伯桑契诃夫未尽才，鲁迅瞿秋白未尽才，当代的路遥也未尽才。汪的老师沈从文也未尽才。——沈先生活了八十六岁，可谓高寿，可是只写到四十六岁，他作为作家就完结了。这完结，却让他这大作家终于“未完成”。“未完成”的现象是文学史艺术上的一个普遍的悲剧，可是，许多伟大的人物却正以“未完成”的维纳斯般的断臂之憾成就了他惊人的美。残缺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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