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
    那天，我把熊秉明的诗打印了发给学生，并且朗读，比如《的》：
    翻出来一件／隔着冬雾的／隔着雪原的／隔着山隔着海的／隔着十万里路的／别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母亲亲手／为孩子织的／沾着箱底的樟脑香的／旧毛衣
    比如《静夜思变调》之四：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明明月／低头思故思故思故乡／床前光／地上霜／望明月／思故乡／月光／是霜／望月／思乡／月／霜／望／乡
    都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诗，这些来自文理各科的学生刚拿到时觉得有点好笑，这也算是诗吗？我读完后，不说话，感觉教室里的静寂，是那种空气里蕴涵意味的停顿。
    他们后来都说，没想到简单的文字竟是有这样的魅力的。我说，因为简单的文字背后是感情。提炼至简的文字，绚烂归于平淡，是最大的丰涵。仿佛平常的沙子，滚成了珍珠。
    一个“的”字，形容的是一件隔着万水千山的旧毛衣，针脚编织的是时间和亲情，以及流逝在时空里许多的无法言语。在这里，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得到完美融合。好比熊秉明的那首《珍珠》：
　　我每天说中国话／每天说：／这是黑板／那是窗户／这是书／如果舌头是唱片／大概螺纹早已磨平了／如果这几句话是几粒小沙／大概已经滚成珍珠了
漳州东门屿    熊秉明已于2002年逝于巴黎，生前做雕塑谈艺术，并长年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教外国人汉语，《教中文》诗集就得自教授之余。余也寡陋，尚于近年接触他的诗。看了20多首如此素朴的诗，我感觉到中文的纯粹，如同吟读唐诗宋词之所感，常见常用的字词，放在一起，却是语情丰沛，别生意境，反观当下不少文学作品，似乎已不大讲究文字的魅力了，有了快感先喊了再说。是否一个长年旅居异国的人，因为隔着高山大海，反而从容体悟到了中文之魅呢？而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好比左手握着右手的婚姻，熟视无睹，没了感觉？还是原本感情就不深，只不过基因决定了要说用中文，是根本不需要
李白秋浦歌相思、追求、热恋的，朝夕相处，也不过生来如此罢？
    还是熊秉明，看他《论三联句——关于余光中〈莲的联想〉》，《一首现代诗的分析——林亨泰〈风景（其二）〉》等诗论，是现代分析理性的剔透，但也不乏古典诗话的灵性体悟，且不大而无当，情理皆于诗句出发，从词汇、从句法、从旋律、从诗的动静态势和音乐性，以拓展延伸，个体的情感已然化在了分析表达的过程中，真是久违了这种具体细致而灵动飞扬的评论了，既非天马行空式的浑沌汪茫，也无着迷于外部评价的兜圈子，真正是从文学的本原出发的体察分析和评论，而非仅仅内容的阐释。中文于此连着古代，挽着未来，接纳着论说者当下的欣喜，如余光中的诗：诺，叶何田田，莲何田田／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莲的联想》）。
    在图像爆炸的今天，时常想，文学的特立独行之处究在何处？是甘心委身影视，还是可着劲儿与图像眉来眼去，倒把自己抛了？文学依赖的终是文字，组合、腾挪、想象，端的是于平常字里生乾坤，就是“蒙太奇”或者绘画感音乐性，支点仍然是文字，否则想来阿基米德也无奈吧。弄文字的人就该“推敲”“品鉴”，无论是在月下，还是霓虹不夜天。
    关于汉语的讨论是多了起来，诸如方言与创作风格，语言与地域文化特，外来语言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和意义，等等，觉得这些正是从文学内部出发的问题，故事在语言的飘扬中浮现，想象在语言的空间里闪烁或者飞升，情境也于语言的点线面流溢。或许图像有着文字作品无法传达的感觉，一只花瓶上的蔓枝纹样描绘再细致，也不及一个特写镜头直接清晰，但就像元明清许多画家皆以陶渊明和其桃源田居生活为画题，醉酒夜归也好，桃源再现也罢，情境却还是“依依墟里烟，暧暧远人村”之缭绕流长，流长的恰是中文的张力，想象的诱引。
    余光中谈散文创作时说：“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熊秉明云：“我有意无意地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我想做一个试验，就是观察一句平常的话语在怎样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一句诗，就像一粒水珠如何在气温降到零度时突然化成一片六角的雪花。”
    他们对文字都充满着纯粹的感情。那是从母语开始，从《诗经》《楚辞》一路汨汨而来的感情。所有笔底的苍茫和烟树，都从那里开始。
不可错过熊秉明
www.chinawriter  2008年06月05日19:54  中国文化报 续鸿明
记得多年前董桥散文引进内地时，有人曾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评介文章，题目叫做《你一定要读董桥》。我敢说，爱艺术且好读书的人，错过熊秉明也将是一种遗憾。
    渊博而专精，睿智而透辟，优雅而清明，质直而深切，读熊秉明的随笔，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我没有学数学，走上了文艺哲学的道路。但我能感到父亲的数学是美的——他常说‘优美的推导’‘洗练的数学语言’——而且也是善的。我记得他在学生的练习簿上写的优等评语是‘善’。”“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以命名的风。”读过《父亲之风》一文，我终于明白了数学家父亲熊庆来何以能培养出艺术家儿子熊秉明。世间写数学家的传记或文章很多，这是最让我觉得朴素动人的一篇。
    “佛像艺术乃是用一个具体形象托出此井然明朗的精神世界，以一个微妙的造型世界之美印证一个正觉哲思世界之真……一如灵山法会上的拈花一笑，造型秩序的一瞥，足以涤除
开天门
一切语言思辨，直探形而上的究竟奥义。”谈雕刻艺术的文字读过一些，但《佛像与我们》以不长的篇幅阐明中西雕塑观的异同，让我纠正偏见并重新打量佛像艺术。
    “写字实在是非常日常平凡的事，但同时可以是极其严肃、吃紧，连接到我们心身性命的事。”“在这里有哲学、有生活，也有‘游于艺’的俯仰徘徊。如果哲学是‘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则书法是可以游憩流连的园地，所以可以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谈书法的书，我浏览过不少，在当代人的著述中，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熊秉明美术随笔》收录的《书与人》、《书法与中国文化》等数篇文章，也是言近旨远，道他人所未道，吸引我一读再读。
    熊秉明的随笔丰富而驳杂，谈罗丹的美学、非洲的艺术、吴冠中的画、黄苗子的书法，也谈顾城的新诗《远和近》、翻译家王道乾的轶事、科学家杨振宁及其母亲，可见其广博的兴趣和独到的慧眼。
    宗璞说，许多书的归宿是废纸堆，略一浏览，便可弃去；部分书的归宿是书柜，其中知识，可以取用；有些书的归宿则在读者的灵魂中。熊秉明的书便是如此。印在那里，化在那里，亮在那里。在人生的行程中，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读一读熊秉明。此
言不虚！
熊秉明的《教中文》中我越来越像中国人越来越不像中国人是啥意思啊?
“不像”中国人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人不会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简单的句子，他在外国作汉语教师，而汉语本身十分复杂，但他却每天却只能重复简单的汉语来授课。从这个层面就可以理解文中所说的不像中国人。
但他作为在他国的汉语教师，正是这些简单的汉语句子的重复确立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何况他本人可以从这些简单的汉语语句的重复中领悟到汉语原初的魅力。所以才有“更像”中国人的感悟。
欣赏熊秉明《教中文》三首
《教中文》是一部诗集，付印于1972knowledge is power年，是熊秉明先生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所得。众所周知，一个堂堂大学教授，在巴黎大学里教外国学生的汉语课，相当于在中国教小学生学汉语，词汇不多，语法简单，周而复始。他不厌其烦地教着简单的中文词语，在不断重复母语的时候，他觉得这些语言是非常之美的。即使最简单的
短句也是诗。无心栽柳柳成荫，他教出了乐趣，教出了感情，教出了诗，他试着把最简单的中文写成诗，用最初级的语法和词汇写了二十多首诗。也就是说，他无意苦吟作诗，而是诗上了门，用一句行话来说，他的诗是流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熊秉明的《教中文》就是这样流出来的。
熊秉明的小诗，不仅篇幅短小，而且语言简单；不仅语言简单，而且诗质朴素。也许是因为在巴黎教初级中文的关系，熊秉明特别能够体会简单的字句、简单的语法的奇异魔力，他说这似乎回到和母亲牙牙学语的童年，“咀嚼到语言源起的美妙”。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可以加深对小诗简单朴素性质的理解：简单朴素的性质，原来跟“语言的源起”联系在一起。
《黑板、粉笔、中国人》
写的是日常的教书生活。“黑板”、“粉笔”是教书生活的日常道具，不平常的是，在这日常道具之后，突然地不加任何过渡、衔接地出现了“中国人”。这种排列是“教中文”海外游子的真实生存写照，每当他站在黑板前面，面对着一金发碧眼的西方学生时，心中就会涌上这一难以遏止的念头：我是中国人。所以，学习这首诗歌，作为一种心理的预备阶段，最重
要的就是要还原那种在非母语语境下教授自己的母语的现场感。这是一种庄重、复杂的感受，同在海外教中文的苏炜先生曾在“耶鲁漫笔”中写道：“这个题目（即 “语言的气味与一个人的走向”）乍一看好像语焉不详。可对于我们这些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文的人来说，却意义独具且百味杂陈了。不但因为我们是一幸运的、以母语在异国安身立命的人，是母语重塑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司法局实习报告
这样消耗着生命，竟然引起别人的不忍心。有一天一个学生很同情地问：“您这么教着，不厌烦了么？” 
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    “‘不，——’我安慰她。”
    “我安慰她”——“我”安慰那个同情“我”的人。这句话真好。
熊秉明说，似乎是为了证明“这是黑板，这是粉笔”也是美的，大有含意的，是文，是诗，他有意无意间写成了《教中文》这样的小诗集。
《的》
“的”字也能做诗，真是出乎我们普通人想象之外。在我们看来，“的”字不但太简单，而且简直就不能算是字，在一些艺术设计的场合，我们不是常常嫌它不够艺术，而硬让它委屈成“の”的模样吗？然而，在语言大师的眼里，它却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在纪实片《大师》的节目里，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解说：
“陈望道他把语文看承是文化的基础，而文化是建国的基础，所以，在他看起来，我在文化上面花功夫，就是重视政治，文化就是政治。在他的思想里面，1920年，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同时，陈望道发表了多篇语言学论文，如《“的”字的分化》、《“可”字的综合》等等。他对指示代词“这里”、“那里”的研究，对标点符号用法的研究，陈望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它的词性和用法，以及它在结构中的位置。这些研究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的模样。今天熟练地运用汉语写作的人，很难会有机会想到，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这样一砖一瓦地垒起了现代汉语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