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一、《诗经》概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传统是极为悠久、丰富的。远在二、三千年以前，我国诗歌就巳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标志这一成就的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这部书，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连带诗篇的约数称作《诗三百》，《诗三百篇》，最初并没有“经”这个尊号。所谓《诗经》，是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以后对它的称乎。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对有关《诗经》这部书的一些问题，概括地做些介绍。
二、《诗经》的分类、作者和年代。
首先讲《诗经》的分类。我们打开《诗经》，就可以发现《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是按照风、雅、颂三类编排的。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古今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如有的人就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与诗歌的内容、用途有关，有的就认为与诗歌的来源、作用有关，等等。后世
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诗经》的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是配乐歌唱的，它们在曲调上的特点不同，因而作了这样的归类。后来乐谱失传；仅留歌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过是一部乐曲歌词的底本。   
那么，风、雅、颂又各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下面我们适当介绍古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也谈一下近代人比较一致的意见。
关于“风”，最早提出解释的是《毛诗序》。《毛诗序》是，汉代用儒家思想解释《诗  经》的一篇作品。它是这样解释“风”的：   
  “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这段话的大意是：风是自然界吹动万物的风，同时也是借用来作为风教的风。所谓风教，是封建统治者推行和宣扬封建道德来感化人民，就称为风教。当然，我们今天从人民立场上来看，它不过是束缚、麻痹人民罢了。过去统治阶级讲究风教，用封建道德对人民进行教育，给予感化。“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意思是说用风教来感动人，来教化人。“上以  ，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上是指在上位者，即统治阶级，下指老百姓。
shijing整句的意思是：在上位者可以用风来感化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也可以用风来讽刺在上位者。“主文而谲谏”，意思是用文饰过的语言来进行委婉的劝戒，也就是说可以不直言过失，而加以委婉的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说话的人可以免去得到罪过，听的人又可以受到劝戒，所以就称为风。
按照这样一种解释，风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风教，或者叫教化的意思，二是讽谏，讽刺的意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君主要对臣民施行教化，臣民要对君主进行讽谏，这两者都是利用诗歌的形式来进行的。利用诗歌形式的好处，就是委婉、含蓄，都容易接受，正象自然界的风能吹动万物一样，它也容易感动人心。所以起这样作用的诗，就叫作“风”。显然，这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观点，是对“风”字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是根本不足为据的。   
提出另一种有代表性说法的是宋代的学者朱熹，他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当时比较大的学者。他在《诗集传·国风序》中说：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风，是指民间流传着的歌谣作品。为什么称这些作品为‘风’呢?是因为人民受到统
治者的教化而受到感动后有所表示，而他所说的又是很感动人的，这就象万物因为风的吹动而发出声音，而声音又足以摇动万物。朱熹的看法，我们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他肯定了“风”指的是“民俗歌谣”。但他也把它与封建教化观点联系起来，并没有完全突破汉代人的牵强附会的观点。因为无论是汉代人的解释，还是朱熹的解释，他们都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坚持文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观点。因此，他们总是要把《诗经》里面的作品和所谓统治阶级的“风教”联系起来。
宋代另一个学者郑樵，他在《通志*序》中提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这段话的意思是：各地的乐调叫“风”，朝廷上演奏的乐调叫“雅”，统治阶级祭祀祖先时庙堂里的音乐叫“颂”。
郑樵的这个说法已经是比较符合事实了。据近代人的研究和考证，  “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它和“风教”的“风”没有必然关系。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  “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意思是到了太子长琴这个人时，才开始作乐风。晋代人郭璞对此文作注说：“风，曲也。”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另外我们从《诗经》，里面也可以到一些证据．。《诗经》中《大雅*嵩高》最末三句写道：“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按照，旧注解释，意思是说：吉甫这个人作了颂诗，诗的篇章很长、很美，所配的曲调也是很好听的。这里的“风”字也是作曲调讲的。又如《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有一次，一个名叫钟仪的楚国人在打仗当中被晋国俘虏了，钟仪的先人曾作过乐官(管音乐的官)，晋侯就让他弹一下琴。于是钟仪便“操南音”，
即演奏南音。晋侯把这件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听了此事后，就夸赞说：“楚囚君子也，言成先哲，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意思是称楚囚(指钟仪)是个君子人，问他先人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乐官，不忘祖先的职业，这便是不忘本的表示；演奏音乐时又是演奏楚国的地方音乐，这是他不忘故国的意思。根据《左传*成公九年》的这段记载，“钟仪操南音”，范文子就称他“乐操土风”，显然这里所说的，“风”是指乐曲而言的，“土风”是指南方的地方乐调。由此，可知所谓“风”本指音曲调的意思。 
《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也就是指相对于当时周天子的京都而说的各地方的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俗曲，各地的地方小调。《诗经》一共有十五国风，这十五国风的名字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所标名称，有的是当时诸侯国国家的名称，有的则指的是地域名称。如周南、召南，标的就不是国家的名称，而是指南方汝水、汉水一带地方的乐曲；豳、王，也不是诸侯国的国名，豳是指周人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的豳地，即今陕西省的旬邑、分县一带；王，指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当时称洛邑，就是现在洛阳附近。其所以把它们都称为国风，是因为，“国”字在古代与“域”字相通，除指国家外，也指方域。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共收一百六十篇作品，大部分是民歌作品。
关于“雅”，历代的解解释就更加纷繁。《毛诗序》说：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把“雅”解释为“正”的意思，然后又把“正”引申为“政”，而得出“言王政废兴”的结论，即认为“雅”是说统治着政治上的兴盛或衰败。而“雅”在《诗经》中又分为“大雅”和“小雅”，《毛诗序》就这样解释：“大雅”是“大政”的意思（大的重要的政事），“小雅”即“小政”(次要的政事)。这与他对“风”的解释一样，都局限于汉代儒家的成见，未免牵强附会。此后，宋代朱熹提出了新的讲法，他在《诗集传·小雅序》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他把“雅”解释为“正乐”(正统的乐调)。现在一般人都同意朱熹的这一看法，认为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朱熹并没有进一步讲明为什么“雅”就是“正乐”。 
另外，关于“雅”还有种种解释?如有的人认为“雅”字古代与“夏”字相通。西周王畿地区(镐京一带)本称夏多周初的人常自称夏人，所以产生在西周王畿附近的乐歌便称为“夏歌”，后来，由于“夏”和“雅”相通，就称为“雅歌”。有人认为“雅”本是一种乐器的名称，用这种乐器演奏的乐歌，就叫“雅”。其他还有种种说法。可见，古今对“雅”的解释，说法是很不一致的。
其实，“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调而说的，所以称它是正乐。周天子建都的王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把王畿之乐称为正乐，是出于当时尊王的观念。前面提到“雅”有“大雅”、“小雅”之分，这大约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在时代上比“大雅”晚，风格上比较接近国
风，可能正是音乐上受到“国风”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就不同于旧的雅乐，因此后采才做了“大雅”、“小雅”区别。大、小雅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歌。“大雅”有三十一篇，“小雅”有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 
关于“颂”，前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毛诗序》解释说：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说，颂是赞美统治者的盛大德行，而且表演出来，把他们的功业祭告于神明的意思。从颂诗的用途和性质上来看，这样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颂序》中说：“颂者，宗庙之乐歌。”意思是，颂是指统治者宗庙上所用的乐曲。：朱熹说“颂”本身也是书一种“乐歌”，是供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这样的解释，比《毛诗序》更为明确，进了一步。清代学者阮元，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颂”的本义，据他的考证说：“颂”字，即“容”字，也就是“舞容”(跳舞的样子)，因此“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载歌载舞的曲子。这一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古代祭神和祭祖都是王朝的大典，在这样的典礼上要扮演歌舞，“颂”就是用于这种场合上的一种舞乐。近人王国维在一篇研究《诗经》论文，《说周颂》中说：“‘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意思是说：‘颂’与‘风’“雅”有何不同，详细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了，据他的考证，最显著的不同在于“颂”的音乐的声调比“风”和“雅”要舒缓一些、慢一些。接着他举出了三个证据，主要是“颂”诗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而且是不重叠的(“风”诗、“雅”诗常常是重章叠句的)，  “颂”诗篇章又较短等等，王国维根据这些就认为“颂”诗的声调比较舒
缓。这说明“颂”诗之所以划为一类，是因为音乐的特点(声调)和“风”、“雅”不同。《诗经》中的“颂”包括“周  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
《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合起来一共是三百零五篇，所以后人称其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实际上是取其约数。但是如果我们打开《诗经》”数数它的篇目，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有三百一十一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诗经*小雅》中尚有六篇诗有目无词。这六篇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虽有篇目，但无歌词，后人称其为“笙诗”。对于这组“笙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认为“笙诗”是由笙这种乐器来演奏的，是属于笙乐。(用笙吹奏的曲调)，用处在于演唱诗歌时插入其中来吹奏，类似于后世的“过门曲”之类的。因为它是“过门曲”，所以虽有乐调的名称而没有歌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六篇是用笙来伴奏的诗，它们本来是有歌词的，只是后来失传了，所以只留了篇题而没有歌词。这两种说法，至今也未统一，只是相信前一种说法的人比较多一些。总之，现在〈诗经〉是三百一十一篇，实际有诗是三百零五篇。
至于《诗经》中各篇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都已不可考了。这是因为那些民歌多属于民间集体创作，最初在人民当中口耳相传，一个人唱出来，两个人(或几个人)对歌唱和，在流传中又经过不断加工、修改，因此，根本无所谓哪个人的作品。至于一些贵族文人的作品，除了少数在诗中偶尔留下名字以外，大多数也无作者
可考。汉代《毛诗小序》(每篇诗前面的解说称“小序”)在解释各篇诗歌时，往往把诗都说成是某王、某妃、某公以及其他历史人物所做，如说《关雎》、《葛覃》、《卷耳》是周文王的后妃所做的，《七月》、《鸱鴞》（chi xiao ）、《东山》是周公旦作的 ，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不可靠的，都是牵强附会的。只有个别的作品，因有特殊的记载，又参考诗歌的内容，是可以确认它是那个作者的。如《庸风·载驰》就是卫国的许穆夫人所作，这是大家认为可以肯定的。除了少数作品以外，大多数诗篇的作者实际上都是不可考的。
关于《诗经》中各篇作品的年代，也难以具体指明。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和作品的风格等，现在也只能划一个大致的轮廓。一般地说，“周颂”这组诗时代最早，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诗也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产生于酉周后期。“小雅”和“国风”的少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其中大部分是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颂”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也就是东周时代的作品。“商颂”的时代尚有争论，一般认为“商颂”不是殷商时代的作品，而是东周宋国的作品(因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如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记载：“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意思是：宋裹公的时候，用仁义来修身治国，他想作诸侯联盟的盟主，宋国大夫正考父对宋襄公这种作法很赞美，因此就追述殷朝祖先的政治情况，说明当初殷人所以强盛的道理，作了《商颂》。这便是司马迁对“商颂”来源所作的记述。但后世以至近代，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商颂》
应是殷商时代的作品，是商代晚期之作。关于《商颂》年代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