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先队入队仪式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一
海蜇头的做法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文采，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通篇平仄混乱，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
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慕名来求，大师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大师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的很好，可算是余大师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好奇之下，在网上一搜，果然到了《苏东坡突围》。看了第一段，我便忍俊不禁。余秋雨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的电话。”
大师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
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电话——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的，让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电话竟真的响了，是一位不相识的台湾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台湾与大陆任何一个省区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台湾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余大师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难道台湾记者有深更半夜打电话采访名人的工作习惯？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余大师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正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光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竟是不远万
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
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余大师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师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
”，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余大师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余大师是“”写作班子“石一歌”的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师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
二
《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大师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
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大师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余大师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大师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大师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不是不可以。但写历史类的文字，治史态度应该端正，列举事实应该客观，主观分析应该严谨。余大师写“乌台诗案”，言之凿凿地说明是一些“文人”因为嫉妒苏轼的才华才向其发难的，因为苏东坡“太出、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那么，“乌台诗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据史料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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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但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搞得怨声载道，因此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苏轼就是著名的反对者之一。
苏轼在主持一次进士大考时，他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让举子们论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王安石闻讯，很不高兴。他认为，苏轼列举历史上的一些独断专行的人，实是在讽刺自己受神宗宠信而专权擅政，遂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神宗，说苏轼以试题谤讪朝政。苏轼自知在中央已经呆不下去了，只好请求补外，到杭州做通判（相当于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长）。应该说，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也是“乌台诗案”的序曲。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苏轼在杭州、湖州任职期间，朝中“变法派”（亦称“新党”）与“保守派”（亦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由于宋神宗本人就属于“变法派”，所以朝中的“变法派”都是实权派，他们正苦思打败“旧党”的理由，以搬去变法路上的那些绊脚石。终于，他们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从朝中清除。
仿佛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变法派人物沈括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是“变法派”）上疏，指责苏轼知湖州时写的谢表中的“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
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是“谤讪讥骂”朝廷。最初，这二人对苏轼的构陷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
何大正的同事、御史舒亶则仔细地研读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写了一个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给神宗。
在何御史、舒御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御史台的主要领导——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了，他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看来，李定罗织罪名的水平就是与何御史、舒御史不一般，没有列举苏轼具体的罪状，而是从宏观上指出了苏轼的主要罪行和对社会的危害，摆出一副替国家前途着想的样子，实欲置苏轼于死地。
李定固然是“新党”成员，但他对苏轼的攻击，还夹杂着与苏轼的个人恩怨。
事情是这样的，李定在母亲死后“不持母服”（即说李定在其母死后不穿孝服守孝），士大夫们都以其“不孝”而认为此人“不可用”，但王安石因李定赞同变法而重用之，李定遂成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
与李定的“不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寿昌小时与母亲离散，做官后为示孝心，竟辞官遍游全国寻母，终于在同州与母亲相会。苏轼闻讯感慨不已，写诗给朱寿昌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
苏轼虽然没在诗中批评李定“不孝”，但李定心中有鬼，认为苏轼的诗明着赞扬朱寿昌，暗中是在讽刺自己“不孝”，竟深恨苏轼。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跳出来凑热闹，随和李定、何大正、舒亶指责苏轼“谤讪国政”。这么多人步调一致，估计可能是“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而设下的阴谋。
六月，神宗皇帝见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豁达的反义词可见，李定之流陷害苏轼，并非是余秋雨所总结的因为他们嫉妒苏轼的“文才”。李定、何大正、舒亶等人，并不因诗文著名，严格地讲，他们算不上是余秋雨所说的“文人”，他们只是朝中的官僚。嫉妒苏轼的文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因为在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个大家辈出的时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苏辙、柳永、秦观、曾巩……就算扼杀一百个苏轼，在文坛根本不入流的李定之流也成不了当代文豪，他们有什么资格嫉妒大文学家苏轼呢？
余大师为了证明他的论点正确，还特意引用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
辙此言，出自宋人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录》：“子由（苏辙字子由）曰：‘……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余秋雨不知是否看到了《元城先生语录》，竟莫名其妙地将“与朝廷争胜耳”省略了。东坡名高不要紧，但他自恃名声反对朝廷的路线方针政策，比那些没有名气的反对派的影响更大，所以宋神宗和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可见，苏辙此语的重心不在于东坡名高，而在于他“与朝廷争胜”。
所以说，李定向苏轼发难固然有挟怨报复的成分，而“变法派”利用文字之过来打击政敌，才是苏轼入狱的根本原因。
三
其实，宋神宗也爱惜苏轼之才，并不想严惩苏轼，但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可以将“保守派”一举赶出中央的机会。
天仙藤元丰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元1080年1月25日），宋神宗下诏，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一带）团练副使，相当于黄州军分区的副司令。这是一个闲职，应该算是对苏轼的宽大处理了。
劳资员岗位职责
更重要的是，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王巩、王诜、李清臣、张安道、范镇、陈襄、曾巩、钱藻、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二十九人，因为与苏轼有诗文往来，也受到了“牵连”，或被贬
官，或受斥责。这二十九人，全被指为反对变法的“旧党”。后来，这些反对变法的人被称为“元祐党人”，崇宁三年，对宋神宗颇为崇拜的宋徽宗下令在朝廷的端礼门竖起一块“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苏轼、秦观、王珪等615人的名字刻入石碑，道是“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可见，“乌台诗案”只是“新党”打击“旧党”的一个借口，与文人间的嫉妒实在扯不上干系。
余大师在文章中只字不提朝中两派的斗争这一前提，如果不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便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作为文人的余大师不认真研究史料，满脑子是“文人相轻”，以其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得出错误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大师认为，苏轼被宋神宗释放后，来到了黄州，终于突破了小人们的“包围圈”，所以此文题为“苏东坡突围”。他写道：“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读到这里，便令人感到，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已经“成熟”了，“觉悟”了，而且成熟得不算晚，前途顿时柳暗花明，“今后还大有可为”，“真是好命”！
那么，经历此次磨难后的苏东坡，真的像余秋雨兴高采烈地写的那样，从此突破了小人们的“包围圈”了吗？苏东坡以后是怎样“大有可为”的呢？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执政，被贬黜的守旧派大臣又纷纷被召回中央。苏轼也被召回，任礼部郎中。不久，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如果余秋雨读史只读到这里的话，完全可以得出他文中的结论。可惜好景不长。御史赵挺之见苏轼成了翰林学士，立即上书攻击苏轼：“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王觌、韩川等人也趁火打劫，上书弹劾苏轼，苏轼不得不请求补外，出知杭州。这已是苏轼第三次被赶出中央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