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制礼是根据礼义制作、调整礼仪，变革礼制。从考古发掘来看，史前文明时期的居所、墓葬有不同规格，服饰、器物也有身份标识，这是礼制的体现。传世文献也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不断完善制礼，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可以说，礼的制作、修订与完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持续改良，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稳定发展。
周公制礼作乐
中国最为系统的制礼作乐在西周初年。武王伐商成功后，周公、召公等人将殷商之礼和周族旧俗整合起来，建构一套适应宗法观念、分封制度的礼乐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成王即位之初，年纪尚幼，周公以天子身份治理天下。平定三叔之乱后，他分封诸侯，稳定了王朝秩序，制定了诸侯朝见成王的礼乐，颁布了度量标准，天下由此大治。
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确定王朝之礼，确立了周王朝的基本制度。周礼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作为制度的礼，如宗法制、分封制与职官制度等。宗法制涉及到王位、爵位的继承，分封制
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明确了人的身份及其所用的礼制，这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形态。
二是作为仪式的礼，如朝觐、聘问、祭祀、丧葬等。朝觐规定了诸侯与周王的来往秩序，聘问确定了王朝、王国之间的交往秩序，祭祀明确了人神交际方式，丧葬调整了人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这些礼仪以事为用，明确了周王朝的运行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虽不是一个全新的创举，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周公在继承并改造了夏、商礼乐的基础上，制作了周礼、周乐。以丧葬之礼为例，三代均有丧葬的习俗，但在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如夏后氏在东阶之上出殡，殷人在两根楹柱之间出殡，周人在西阶之上出殡，三代出殡的位置不同。
尧、舜时用陶制的葬器安葬死者，夏人用土砖砌在死者四周，殷人开始用椁，周人兼用棺椁，还设有布帐和羽扇，这是在葬器方面的区别。夏后氏在黄昏祭祀，殷人在正午祭祀，周人在黎明祭祀，是祭祀时间的不同。三王五帝因时制宜，不断调整礼制，才得以光被四表，名垂后世。可见，制礼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
周公制礼作乐的核心是王朝之礼，规定了周王与诸侯的朝会、朝觐、聘问等礼仪制度。与殷、商之礼侧重于协调神人关系相比，周礼更注重于调整人际关系。从此，周公之礼成为了王朝运行秩序的基础，确定了中国社会的运行范式和人际交往方式。
从史料来看，周公之后，成王、康王、穆王以至宣王时期，西周一直在持续调整完善礼乐制度，以适应王朝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危机。而每一次重要的礼制调整，都有制礼作乐的含义。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或有颠覆性的标志性事件，但大多数是在堆土成山般的累积后，最终形成了文明的突破。
有些看似在当时不起眼的礼制调整，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周厉王的专征、周宣王的料民、周幽王的废后，起因都是试图调整礼制，却成为影响周王朝历史走向的制度动因。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与诸侯的朝聘之礼也不断调整，宋襄公、鲁僖公时期，鲁、宋两国都曾有过礼乐的调整。
周礼建构的核心，是将亲亲关系转化为尊尊关系。周王朝借助宗法制来分封诸侯，依靠分封制建立了职官体系和王朝制度。周王与重要诸侯或为家族关系、或为姻亲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借助爵命制度，形成了尊尊秩序。至春秋战国，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秦楚
强大，周王朝以亲亲维持尊尊的礼制难以约束诸侯之间日渐疏远的亲戚关系，在尊尊为本、尊贤为用的现实需求面前，周礼所确定的王朝之礼便不合时宜。
礼制的变革
秦汉时期的王朝秩序已经演变为先尊尊而后亲亲，天下权力皆归于天子，天子与诸侯王、各级官僚之间只是君臣关系。秦杂六国旧仪而建立了秦仪，汉立国之初又有叔孙通主持制定汉仪，制作了继承周礼但又不同于周礼的汉仪。
叔孙通制礼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制定朝仪。刘邦刚即位之初，臣在朝廷之上宴饮作乐，酒后失仪，挥剑砍削庭柱。叔孙通为了维护朝堂威仪，征鲁生三十人，与朝廷中博学之士及其弟子百余人，采古礼与秦仪，共同制定了汉朝仪，演习了一个多月，请汉高祖观看。刘邦目睹了朝仪庄严恢宏，感叹到：“我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下令让臣学习。高祖七年（前200）十月，汉高祖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举行了朝贺大典，用仪式体现了皇帝的至尊地位。
二是制定宗庙仪式。汉初宗庙并无定制，汉惠帝即位后感慨：“先帝园陵寝庙，臣莫能习。
”让叔孙通担任太常，制定宗庙仪法，确定了衣冠游、尝新、宗庙乐舞，形成了汉宗庙祭祀制度。两汉制礼的主要做法是，采用先秦礼书所载的礼义，结合旧仪、律法形成新的礼仪、礼制，体现了因时制礼的精神。
《淮南子·氾论训》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西汉普遍流行的礼制认知，认为圣人制定礼乐，却不会为礼乐所限制。治理国家有常理，要以便利人民为要；政治教化有常法，要以政令通行为重。只要有利于民众，没有必要师法古人；只要能使事情详赡完备，没有必要遵循旧礼。
逯姓夏、商衰败灭亡，源于不变革治国之法；禹、汤、武王三代的兴起，正在于不蹈常袭故。礼、法需要根据周围的环境、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如果不能及时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就容易导致政权的衰微和灭亡。因此主张礼、法要与时代、风俗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合拍。
司马迁总结历史进程，认为制礼是三代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经验：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妇的成语
夏、商、周三代按照人情、人性确立了礼的原则与规范，礼仪作为通行规矩，意在让人不断完善自己，追求道德完美。礼体现道德自觉，刑约束人性之恶。礼、刑并用，便能够把老百姓教化好、引导好、治理好、改造好。礼要按照人情人性来制定，方才能得以实行，人情人性在变化，礼也要与时偕行。由此来看，西汉初年，因时制礼的观念不仅在当时是社会共识，而且成为了礼制变革的理论支撑。
十三五规划建议班固也认为：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顺应男女之情制定婚姻之礼，以婚姻为约束的男女关系就得以稳定。长辈和晚辈要得体交往，制定乡饮酒之礼来引导，借助饮食形成情感认同，形成社会交往规则。
人去世之后，有的亲朋好友很悲痛，哀思过度，会伤害身体；有的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不近情理。为了恰当表达哀思，根据亲缘关系制定了丧礼。怎么用微波炉做蛋糕尊重上级，敬爱长辈而形成了朝觐之礼，体现了国家治理秩序。礼的制定是为了引导人性，约束本性，按照这一原则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既是早期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也是古代中国稳定社会秩序的策略。
汉武帝建太学，令博士招弟子学习经术，每年参加甲乙科考，中者任为郎、文学和掌故，为两千石属官。这一制度最为深远的影响，是为儒生开了入仕的门径。至汉昭帝时期，已经有数百名儒生通过这一途径入仕做官，形成了日渐壮大的儒学官员体。从汉昭帝时的盐铁辩论来看，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儒生在知识储备和社会参与上，可以与传统的大夫体相抗衡。
他们用礼义重新审视西汉以来的制度，将西汉中期的社会问题归结于没有沿袭古制，将复古作为观照现实、匡救时弊的良药。尽管这些呼声在汉宣帝时没有成为现实，但以太子刘奭为代表的官员，还是认为只有改制，才能彻底去除汉朝的积弊。于是，以恢复周礼、建立王制为呼声的礼制变革要求日渐积累，成为王莽改制的舆论支撑。
在日渐强大的复古浪潮中，王莽被视为复古改制运动的代言人。王莽在摄政与执政期间，按照周礼的礼义进行了系统的礼制变革，他主张“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对汉礼、汉制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
王莽恢复古礼的主张，颠覆了前代因时制礼的原则，其所采用的泥古改制，不是采用礼义改革礼制，而是简单恢复周制。其实，他所景仰的周礼并非一以贯之的不变，而是与时发
展变化的。《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及出土文献的记载，都能证明周礼在不断调整，最终是因为没有赶上时代的变化而崩坏了。
因此，王莽的改制，只是将某本书奉为圭臬，其毕生致力恢复的周礼，不过是被历史遗弃的制度，或者是儒生构想的方案，vba函数最终使得其孜孜以求的礼制变革，完全与社会现实脱节，颁行之后天下动荡，他所倡导的新政也随之崩溃。
王莽礼制变革的教训，让我们意识到，礼制要合乎礼义进行适当的损益，才能与时俱进，而不能一味复古。因此，东汉之后的礼制变革，虽也有对古礼的恢复，但更多是在继承礼义的基础上，恢复礼乐传统。汉明帝恢复养老礼、乡饮酒礼，就是循礼义推陈出新。
魏晋南北朝的礼制调整，也常常借助古礼的礼义及实践，充分讨论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价值认同，吸收相同相反的意见，小心翼翼地推动礼制调整，使之尽可能地符合现实需求，由此推动了五礼的制度化。隋唐制礼也是吸收魏晋南北朝礼制调整的经验，对其中具有探索性的礼制进行充分整合，制定了日趋完善的《开皇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在信从礼义的基础上，对礼仪制度进行规范，最终形成了细密完善的五礼体系。
礼崩
我们常常用“礼崩乐坏”来形容曾经有效的礼乐制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不断衰微颓败，难以承担当初道德示范和秩序维持的作用。其根源，一在于人心的变化，二在于世道的变化。人心的变化，是人情人性与礼的规定之间出现了某些冲突。冲突的根源，或在于人，或在于礼。
《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与宰我对于服丧年限的讨论。宰我认为，父母之丧的三年丧期太长。当时要求服丧期间简礼而不用乐，宰我认为三年不习，礼乐一定会荒废，以致礼崩乐坏，宰我觉得服丧一年就足够了。孔子对宰我的说法极为愤慨，直接质问宰我，父母去世，你衣食精美能心安吗？宰我认为能心安。孔子又是气愤又是苦口婆心地说：“你觉得心安就这样做吧。
君子服丧时，吃美食也不觉得甘美；听到音乐也不觉得快乐；日常生活也不觉得安逸，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现在你觉得心安，那就这样做吧。”宰我出门后，孔子说：“宰我真是不仁！孩子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怀抱。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宰我难道没有受过父母三年的抚爱吗？”这段对话的意义在于，孔子说明了人之所以要为父母服孝三年，正在于感恩父母曾经付出的三年辛劳。
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只要能够存活下来，至少需要父母怀一年、抱一年、扶一年，三年之后才能存活下来。因此，父母去世之后服孝三年表达了人的感恩之情，由此制定了三年之丧的制度。在宰我看来，三年之丧影响了个人的正常生活，他主张缩短丧期。孔子却固守礼义，严厉批评了宰我，在宰我离开之后愤愤难平，觉得宰我简直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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