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乐园》到《序曲》：
“影响焦虑”下的继承和超越
姜慧玲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诗歌理论通过对代表诗作《失乐园》和《序曲》的分析，比较了英国诗坛两位巨匠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的诗歌理念和创作风格。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对圣经题材和史诗形式的模仿，然而又不乏创新之处，他塑造的撒旦形象成为经典，具有道德寓意，形成了英国诗歌的传统。华兹华斯认为自己是时代选择的“预言诗人”，向弥尔顿提出挑战，他将《失乐园》情节中的“堕落——救赎”宗教范式世俗化，同时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认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以普通人的语言入诗，创作出记录诗人心灵成长的长诗《序曲》。本文通过聚焦弥尔顿和华兹华斯“影响焦虑”下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创新，揭示了弥尔顿作为强者诗人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华兹华斯作为现代诗人对弥尔顿的继承和超越及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意义。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失乐园》；《序曲》；继承；超越
作者简介：姜慧玲，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Title: From Paradise Lost to The Prelude: Inheriting and Surpassing under “Anxiety of Influence”Abstract: Based on Harold Bloom’s theory of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oetic ideas and writing styles of two British major poets John Milton and William Wordsworth through analyzing their masterpieces Paradise Lost and The Prelude. Milton imitates the biblical plots and epic form in Paradise Lost, yet he is innovative in creating a complex image of Satan, which becomes classic and has moral implications. Wordsworth claims himself to be a chosen “prophet poet” in his age and challenges Milton openly. He secularizes the Apocalyptic “falling down-saving-redemption” paradigm in Paradise Lost, considers poetry as “a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emotions” by combining sensibility with rationality, and creates a long poem The Prelude to record the growth of a poet’s mind. By focusing on Milton and Wordsworth’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subject matters and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under “Anxiety of Influence”, this paper reveals Milton’s inheriting and surpassing tradition as a powerful poet and Wordsworth’s inheriting and surpassing Milton as a modern poet as well as its profound soci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Paradise lost; The Prelude; inheriting; surpassing
14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6 (2020)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6期
Author: Jiang Huiling, lecturer at Department of World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doctoral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Literature.E-mail:********************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诗歌理论可以概括为“诗的传统——诗的影响——新诗形成”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的前驱者的结果（布鲁姆  3），后辈诗人总是处于前辈强者诗人影响的阴影里，并努力创作不落窠臼，以发出“强者”的声音，由此形成“影响的焦虑”。在《诗学》（Poetics）中，亚里士多德把诗定义为“模仿”，《圣经》和史诗为英国诗歌提供了传统的题材和范式，成为被后世模仿的对象。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在《诗辩》（A Defence of Poesie and Poems）中提出以欣赏者为中心的批评，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M. 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将之称为“实用说”，指出诗歌的目的是“令人愉快”和“给人教益”；而史诗在获得道德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最能点燃人们心中的追求价值之火”（《镜与灯》13-14）。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借鉴了《圣经》的题材和史诗的范式，但又不是纯粹的模仿，而是模仿中有创新，形成了英国诗歌的传统。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对弥尔顿评价极高，甚至将之奉为偶像，称自己的
创作欲与之相媲美(Abrams,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22)。他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800年版序言中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诗歌是修改、合成诗人意象、想象、思想和情感的过程。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华兹华斯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具有“造化之神力”，因此他必须写作。《序曲》（The Prelude）可以看作华兹华斯记录心灵成长历程的代表作，他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堕落——救赎”宗教范式延伸到心灵的成长，提供了一整套心灵的图式，以人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弥尔顿的基督教史诗题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伟大诗人和文学批评家T. S. 艾略特（T. S. Eliot）曾有创见性地认为：“诗人的任务不是去寻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10）。艾略特特别指出，英国诗歌“在十七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种情感分离现象”，他倡导“把思想、感情和感觉三个因素结合成一体”，从而体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22）。虽然艾略特最推崇玄学派的诗歌，但在笔者看来，华兹华斯注重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实现了对前辈诗人弥尔顿的超越，开创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传统。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两位诗坛泰斗各自的学术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关注两位诗人的联系并对具体诗作进行比较的研究还相当有限。本文将通过比较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和华兹华斯的代表作《序曲》，探究英国诗歌传统如何一脉相承，但由于“影响的焦虑”，后辈诗人不局限于对前辈诗人的借鉴和模仿，不论在主题和诗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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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慧玲：从《失乐园》到《序曲》：“影响焦虑”下的继承和超越
都呈现出现代人和现代思想的创新性，从而实现继承和超越。
一、弥尔顿：传统“影响焦虑”下的强者之音
作为17世纪伟大的史诗巨匠，约翰•弥尔顿是与荷马、但丁齐名的诗人，他幼时家境富裕，认真好学，曾在圣保罗学校和剑桥基督学院求学，对古典文学传统和希伯来文学传统都十分熟悉, 因而他“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代传统，又发扬了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朱维之 4）。在和同时代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谈话中，弥尔顿曾脱口表白说埃德曼•斯宾塞（Edmund Spenser）是自己创作的“伟大源泉”。对此，哈罗德•布鲁姆不以为然，虽然他肯定了弥尔顿作为经典不可撼动的地位，却认为弥尔顿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很深，他的撒旦是最具有莎氏风格的文学人物，“既是伊阿古、爱德蒙和麦克白等著名反派角的继承者，又是哈姆雷特性格中的阴暗面的继承者”（Bloom, The western Canon 134）。可是因为距离莎士比亚年代较近，弥尔顿断然采取了一种防卫姿态。布鲁姆指出，《失乐园》的不同凡响在于其“不可思议地融《圣经》预言、维吉尔史诗和莎士比亚悲剧三者于一体”（136），是对圣经、史诗、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英国本土文学传统的伟大继承。
用《圣经》写故事是一种文学传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圣经》题材故事广为流传，弥尔顿在继承这种传统宗教叙事的基础上进行大胆而巧妙的革新，表现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失去伊甸园，直到等到一个更伟大的人来，为我们恢复热土”（弥尔顿 1）。例如，《失乐园》的题材借用《旧约•创世纪》，涉
及两条主线：一是撒旦的堕落和对上帝的反叛；二是亚当夏娃在撒旦的引诱下偷食禁果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在故事的结尾，人类离开伊甸园意味着离开上帝，从此“带罪而生”。上帝因为对人类的爱，遣其独子耶稣降世为人类受死，使人可以借耶稣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达到救赎的目的。这里“罪与救赎”的主题和圣经传统一脉相承。
丰满的撒旦形象是诗人根据《启示录》第12章的再创造。圣经中，撒旦的形象单一片面，他是狡猾的欺骗者，每次与上帝作对都被制服。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对撒旦这一形象进行了创新，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既是一个与上帝分庭抗礼的有勇有谋的反叛者，又是一个虚伪的作恶多端的恶魔，具有复杂的内涵。例如，撒旦在前两卷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大义凛然、顽强抵抗的革命者形象是全诗的最荣耀之处：            不挠的意志、
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
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难战胜的呢？
他的暴怒也罢，威力也罢，
绝不能夺去我这份光荣。（弥尔顿，《失乐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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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第三卷以后，撒旦的形象走向反面，他是狡诈的诱惑者。在第四卷中，撒旦被描绘成一只蹲在夏娃耳边的癞蛤蟆，想造成她心境的失衡和不满。在第九卷，他附身蟒蛇，诱惑夏娃吃禁果，称夏娃为“天仙”、“女神”和“当之无愧的万物主宰和宇宙女皇”，夏娃果然上了当，她变得更加“惊奇”和“轻率”（沈宏，《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127）。只有当撒旦独自站在尼法提斯山顶沉思时，这位善变的恶魔才露出本来面目：
他就这样自语着，忿怒，嫉妒和
绝望，各种激情使他脸阴沉，
致父亲
变得铁青，损毁了他借用的面具；
如有人从旁观察，定会看穿伪装。（弥尔顿，《失乐园》 119）
弥尔顿将当时英国社会历史背景和自己的人生经历都融入到撒旦这一形象的塑造中，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弥尔顿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在揭示撒旦的邪恶本质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热忱；而在政治上，
弥尔顿不由自主地站在撒旦一边，赋予撒旦以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代表君主，而撒旦则代表议会，他的身上充满着反革命复辟的力量。因此，撒旦是一个善恶交织的形象，一方面他具有邪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敢于挑战上帝的权威，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通过撒旦这一复杂形象的塑造，弥尔顿既为上帝对待人的方式辩护，又反对君主的独裁统治。因此，弥尔顿对《圣经》题材的创新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弥尔顿以史诗的形式表达宏大的题材，他的天堂、乐园和地狱三界会让我们联想到但丁《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中的地狱、炼狱和天堂结构。撒旦擅于施计的特点和他在混沌界险恶的海上和新世界中的历险经历与荷马《奥德塞》（Odyssey）中的奥德修斯（Odysseus）相似；寓意式人物，如“罪”（Sin）与“死”（Death）效仿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而宇宙世界中的变幻莫测与神、魔的变形, 也与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有异曲同工之妙（陈敬玺 44）。从现行的十二卷版本来看，诗的格律是无韵的英语英雄诗体，全诗汇合着多种语言风格，宏大的史诗和细腻的描写交相辉映，还夹杂着对时事的委婉评论和对光明未来的渴求与向往，从而可见弥尔顿对史诗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在史诗的末尾，亚当夏娃“二人携手, 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354）。不同一般英雄史诗令人振奋激动的结尾，《失乐园》的结尾是同情、悲伤和无尽的思索，这也是弥尔顿超越前辈诗人的创新之处。
弥尔顿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还表现在其他诗歌创作中。例如，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一诗在
囊括整个西方田园诗将古典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故事相混合传统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将悠扬的牧笛曲调与高昂的史诗旋律相结合，使这首诗呈现出厚重的底蕴和深刻的张力（沈宏，《解读<；利西达斯>中弥尔顿的诗学思想》169）。虽然弥尔顿经常用拉丁语创作，他也极力推崇用英语进行诗歌创作，宣称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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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汲取灵感。正如沈宏指出，弥尔顿从未有过关于诗歌理论的著述，他的诗学思想渗透于不同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中。例如，在《圣诞晨歌》（“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中，他断言上帝给予诗人创作的灵感；在用拉丁语写的《致父亲》一诗中，弥尔顿强调好的作品既需要天赋和灵感，也需要后天的努力；在《教会统治的理由》（The Reason for Church Government）第二卷序言中，弥尔顿指出：“诗人必须博学，还须有灵感；既是叱咤风云的艺术家，又是洞察未来的先知；两者缺一不可”(转引自沈宏 168)。此外，弥尔顿还强调诗人的使命感，必须随时准备为祖国和上帝奉献自己的才华（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666-671）。这些思想构成了弥尔顿的诗学理论精髓，也对后辈诗人影响深远。
二、华兹华斯：弥尔顿“影响焦虑”下现代诗歌的开创者
在弥尔顿时代过去约一个世纪以后的1770年，华兹华斯出生于英格兰湖区，他儿时便在父亲的督促下背诵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斯宾塞等人的诗作。1787年，华兹华斯入剑桥圣约翰学院读书，期间他曾多方游历，包括伦敦、巴黎以及阿尔卑斯山脉等地，“以较自由的心态穿行于人世的嘈杂和革命的风云，视一切为心智的注入源”（丁宏为3）。M. H.艾布拉姆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 1971）中称华兹华斯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前无古人的新意，华兹华斯也自称是他所在时代的 “预言诗人”（Abrams,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21）。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1994）中称其为西方经典抒情诗歌两大革新者之一，其 “创立的现代诗歌至今已延续了整整两个多世纪”（Bloom, The Western Canon 239）。
艾布拉姆斯认为，华兹华斯是弥尔顿的继承者。华兹华斯曾对亨利•罗宾森（Henry Crabb Robinson）说：“当他决心成为一名诗人的时候，只担心不能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相媲美”(Abrams,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22)。在这些诗人中，弥尔顿代表了“热情与沉思的想象”(Abrams 22)，这也是华兹华斯用来衡量自己作品的标准。他尝试对弥尔顿《失乐园》进行模仿，并通过写一部伟大的现代英国清教徒史诗——《序曲》（The Prelude）与其竞争。在《序曲》手稿中，华兹华斯解释他在剑桥的感觉：“我不是为了那时那刻”，意即命运选择了他。华兹华斯认为自己在《序曲》中继承了弥尔顿的诗学模式和空间，同时他又比弥尔顿伟大，因为人的思想是超越恐惧与崇高的未知。华兹华斯以人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超越弥尔顿的基督教史诗题材，弥尔顿的史诗空间包括天堂、人间、地狱，已经足够宏大，而华兹华斯力求通过想象更胜一筹：
维纳斯，我需要
您的指引，或是一位更伟大的缪斯，如果这样
堕入大地或是居住在最高的天堂！
因为我必须踏上阴暗的地面，必须深深
下沉——随即升入高空，在两界间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