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与革命精神的关系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标志性作品，以参与1902年“五一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扎洛莫夫及其母亲扎洛莫娃为人物原型，塑造了革命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在儿子巴维尔的影响下，尼洛夫娜凭借着纯粹的母爱，从一名卑微软弱的老妇人，成长为自觉坚定的革命者。当儿子巴维尔被捕，在法庭上发表演说时，尼洛夫娜依然冒着危险担负起递送儿子演说词的任务，直至最后被暗探逮捕。尼洛夫娜给几代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她的身上，读者感受到崇高的母爱与革命理想的交织与协奏。
在中国革命史上，同样有很多“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很多人看过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在丈夫欧阳梅生、长子欧阳立安相继为革命献出生命后，陶承带着孩子们辗转奔波在敌后，抚养他们长大，将孩子们送上革命道路。陶承将一切都献给了党，用一位母亲的坚韧和坚持，迎接革命胜利曙光的到来。母爱是自私的，但革命者的母爱是无私的。在书中，她这样动情地说：“如果说，我的家庭曾经遭受了若干不幸，那么，敌人又毁灭过多少个这样的家庭。孩子们付出生命，这是为着更多的母亲不再失去自己的儿女。”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著名作家张洁在母亲去世后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在她看来，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时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时成为孤儿痛苦得多。在母亲去世后，大病一场的张洁用文字记录下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八十多天：“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是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那样，不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出。可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需要分辨的了…”椎心泣血的文字诉说着永远的母女之情，让读者体会到子女在母亲远行后的悲痛，也愈加珍视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寸光阴。
致父亲著名作家池莉的叙事散文集《立》也是一部饱蘸母女深情的作品。所不同的是，她是从母亲的视角看女儿。从女儿出生开始，一直写到女儿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顺利踏上社会，娓娓道来中流露着母亲对女儿的真挚情感，也让读者领悟到，爱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是共同成长的过程，母亲抚养女儿长大，女儿同时也成就着母亲。
美国作家威尔·施瓦尔贝的《生命最后的读书会》，讲述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儿子和书的世界”。在得知母亲罹患胰腺癌晚期后，施瓦尔贝一度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偶然地，他选择用书与母亲沟通，他们开始阅读同样的书，有了两个人固定的读书会。他们探讨各种话题，包括勇气、信仰、孤独、感恩，最终这对母子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深度了解彼此。正如威尔·施瓦尔贝所说：“书让我们彼此更贴近，也让我更了解母亲的一生和她的选择。”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加里从小跟随母亲长大，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回忆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往事，刻画了一位勇敢而冒失、深情而严格的母亲，在字里行间寄托对母亲深切的怀念。在作者轻松调侃的笔调中，所有辛酸的磨难、艰苦的奋斗仿佛都化为一抹轻烟，唯有绵绵的母爱，如一眼清泉，润物无声，永驻心田。
在今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中，有一套著名作家梁晓声以父爱、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致父亲＋致母亲》，《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其中的《慈母情深》和《老水车旁的风景》入选了语文课本和中考试题。《致母亲》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也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她并非生来就是母亲，她有过愿望，有过理想，经历了很多辛苦，遭遇过不少创伤，却将一切深深地隐藏，留给我们的只有绵延不绝的嘱托与叮咛，以及无边无际的包容与奉献。
和其他“母爱作品”相比，作家、音乐制作人许常德的《“母爱”真可怕》显得有点“另类”，但也值得一读。在许常德看来，母爱在每个家庭中都随处可见，起着关键作用，但也存在诸多误区，比如，母亲对孩子的过度操纵和投入，会让孩子成为“木偶”；只一味要求孩子，却不尝
试去了解孩子；太看重孩子的成绩，并拿自己的爱来作为要挟等等。许常德认为，只有跨过家庭教育的误区，才能让“母爱”更加完善，孩子才能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