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
王雷
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认定桃花源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象征，所谓“桃花源”是的确有可考的原型的。陈氏于此给出了详细的逻辑梳理：
东晋戴延之，从军至洛阳西征，奉命勘察洛水，回来写了《西征记》，无奈该书亡佚，文章内容今残存于《水经注》。
《水经注·洛水》保留了参军戴延之之游历：“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所至之处。”又“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俗谓之檀山坞。”
陈氏之逻辑缜密，可以说难以撼动。魏晋之际，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地方筑堡储粮（这听起来似乎和通常教科书上讲的“门阀氏族地主经济”不一样，但事实上的确如此），以求自保。既是檀山坞在地理和聚落上形成的原因，也是世间思潮渴望太平胜景的愿望。
陈氏以其视野之辽阔，以一线逻辑贯穿《桃花源记》始终，为后世研究魏晋“人民共同体”的形成开了无数门径。陈氏考证的难以动摇，使得在《桃花源记》的写作之中，嬴秦与符秦的巧妙替换，成就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千古名句。
陈寅恪以史学巨擘眼光特别留意了坞堡碉寨。“西晋末年，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3，则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他对“坞”字特别留意，为了探讨坞，甚至检索敦煌文书，见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写本有“赵家坞”地名。虽有种种痕迹，“坞”字的更早出典则在《汉书·麻原传》涉及到西北羌人边界。但陈氏仍未得出“坞”乃西北方言的结论。他仅仅是提醒“所可注意者，及地之以坞为名者，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地区为多。”陈氏态度之严谨，今天仍然让我们对他的学术产生敬畏。
倒是“源”字更该留意，说不定，“源”字是“塬”字的文学嫁接，或者是“原”也说不一定。这样
想来，我们就会很顺利的想到西北的那些地名：董志塬、五丈原。坞虽淹没，而塬（原）却存在。后人读到陶公的文章满心欢喜，但却没想到它未必在水润的江南，而是肃杀的西北。
文学上的意义在这里，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还是陈寅恪留下的“坞”，那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追问这些“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是什么？其形成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追问下去，再回头来读《世说新语》、《晋书》这样的史料。我们得到的恐怕就不止是史学上的意义了。
按：陈寅恪的史学，是通史实而有史义，并且有相当的史才。在中国史学界这是不多的人物。陈氏史学的风格是“精细化”的，是善于以小见大的，此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说明陈寅恪对于魏晋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的构成。如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证明“杨玉环是否是处女入宫”一事，用了大量的篇幅，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朱子“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意”，更深层次就是说明唐代社会风气、社会开放程度等等与当时的种族、家族、地域等等的关系，随从小事着眼，但是其间的关系是相当大的。
————————————————————————————————
《桃花源记》疏误管见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桃花源记》中的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渔人走进桃花源时，很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里面的人穿的衣服在他看来都很奇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人说的话可能他一句也听不懂。
因为与外界的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保持着先秦的原始风貌，可是桃花源外时移世换，人们的服饰自然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在渔人的眼中，桃源中人的衣着恐怕和外界有较大差异，这一点早已为众多研究者发现，并给出了种种见仁见智的答案。有人盲目提出新见解，不知或故作不知前人早有同样结论; 有人另辟蹊径，搜罗单文孤证以充实自己的意见，不顾语境、语法;有人将外人解释为“方外之人”“外国人”;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人”纷争几时休。
而语言问题就较为复杂了，先秦时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并没有如今日普通话一样的共
同语;秦灭六国后统一时间不长，也未能实现语言的统一;汉魏以来，中原(河洛一带)的语言才逐渐成为共同语基础，直至东晋南迁;陈寅恪先生以为“洎乎永嘉之乱起，人士南流，则东晋南朝之士族阶级，无分侨旧，悉用北音”，可见东晋上层士族说的也近于洛阳音。但是，陈先生总结颜之推的意见，以为当时的一般认识是“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为最下也”。可见东晋时期金陵士族与庶人语音尚不一致，而武陵地处湘鄂，少数民族众多，方言土语不可胜数，渔人是否为汉族尚存疑问(陈寅恪先生疑其为蛮族)，而避秦的桃源中人原籍何地、原属何族更不可考，因此，渔人与桃源中人见面就能无碍交流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与聚讼纷纷的“外人”相比，渔人与桃花源人的语言差异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影响更大，但学术界关心的人反而不多。
笔者觉得与其勉强帮陶公解决这两个问题，倒不如承认这就是他笔下的纰漏，这于诗人的高风亮节无损，于我们欣赏其文其诗也无碍，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致误的原因，对我们了解这篇作品反而会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桃花源记》出现这样的疏误的原因，陈寅恪、唐长孺两位史学大师其实早已考证得很明白了，只是他们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而已。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说：“陶渊
明《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他以为，《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之“秦”，不是“嬴秦”，而是“苻秦”;所谓的桃花源不是人间仙境，而是北方人民为了躲避“苻秦”的战乱而聚族自保所建的坞堡。因此 “由苻生之暴政或苻坚之亡国至宋武之入关，其间相距已逾六十年或三十年之久。故当时避乱之人虽‘问今是何世’，然其‘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略有考辩，他说：“我们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在晋、宋之时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但闻而记之者不止渊明一人。” 唐先生以为桃花源不在北方，就在武陵一带；桃源中人“避乱”不全是避兵，也可能是逃避徭役和赋税。他还搜集了同时代与《桃花源记》相似的多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以及饱受官府剥削奴役、社会动乱之苦的乡民逃入溪峒蛮族的山泽中的史料作为旁证。
合陈唐二位先生之论，陶渊明的这篇文章当是根据当时某些地方的民间故事或传闻所作，只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加入了一些自己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又加入了一些道家思想因素，这才
将一个避乱的坞堡或者逃避赋役的蛮族山寨美化成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并且将其中的人民想象成了久居深山以避乱的遗民。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花源人能够和渔人正常交谈，这就是作者由纪实转向虚构时出现的疏误，因为故事来源的坞堡或蛮寨中人本就是当时的百姓，所以衣着当然“悉如外人”，而两者的交谈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当作者将那些百姓安上了秦代遗民的身份，并且在诗里特意以“衣裳无新制”来加强虚构故事的现实感时，衣着变迁问题和语言问题就被作者忽略了!
这其实是虚构性的作品诞生初期的正常现象，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魏晋时人“亦非有意为小说”。在大家还停留在仅仅将听到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的时代里，将传闻结合自己的想象写成文章的陶公已是得风气之先者，在他笔下偶然显出一丝故事来源的影子，实在无可厚非。
桃花源记小说 (作者王雷：黑龙江哈尔滨市幼儿师范学校；来源：语文报·教师版 )
————————————————————————————————
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
摘要: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文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关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著地志《武陵记》。
关键词:桃花源记 搜神后记 陈寅恪 黄闵 武陵记
在传世《陶渊明集》的各种版本中,《桃花源记》的文字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统称为陶集本;其次是唐宋各大类书的引文,如《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初学记》卷二十八,《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三、卷九百六十七,与陶集本的差异略多一些,而互有高下①;与陶集本有更大差异的是
明清人辑刻的《搜神后记》本。今以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②卷六《桃**花源记》与清张海鹏(生卒年不详)《搜神后记》③卷一《桃花源记》④相比较,可以发现二本最明显的差异是前者有记有诗,后者有记无诗。另外,在文字上这两种文本也互有不同。如陶集本“忘路之远近”,《后记》本无“之”字;陶集本“忽逢桃花林”,《后记》本无“林”字;《后记》本“渔人甚异之”一句下,有“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夹注,陶集本无此夹注;陶集本“便舍船”,“船”,《后记》本作“舟”;陶集本“其中往来种作”,《后记》本无此句;陶集本“乃大惊”,《后记》本无“乃”字;陶集本“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时乱”,《后记》本作“难”;陶集本“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后记》本无“来”字;陶集本“遂与外人间隔”,《后记》本无“人间”二字;陶集本“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后记》本无“为”字;陶集本“及郡下”,《后记》本无“下”字;陶集本“诣太守”,“诣”字上,《后记》本有一“乃”字;陶集本“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太守”下,《后记》本有“刘歆”二字,“其”字,《后记》本作“之”;陶集本“遂迷不复得路”,《后记》本无“遂迷”二字,“路”字,《后记》本作“焉”;陶集本“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后记》本无此段。针对《桃花源记》的这两种文本,陈寅恪(1890—1969)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