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又名卫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主张以法家思想治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让积贫积弱的秦国发生了质的改变，也为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1．经济繁荣，军力强大。
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秦国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
2．天下人才汇集于秦。
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
秦国还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的制度即客卿制度，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　”，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
3．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增强。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
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的国家为增强实力，先后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变法运动，而商鞅变法是其中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续最持久的一个。它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
医患关系论文  （一）深度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
  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①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变法求强”的政治意图，所有法令都围绕“富国强兵”展开，为秦国“图霸”服务。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虽然变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能够取得秦孝公的肯定与支持，是商鞅变法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二）变法内容体现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旋律。
  商鞅变法是较为典型的“战时变法”，受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当时各国征伐不断，“富国强兵”是主旋律，商鞅变法的《强秦九论》都是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１。鼓励农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奴隶制时代，“国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强弱，农业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战略保障。因此，商鞅变法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第一，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耕者有
其田，这是对奴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也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制的诞生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奖励农耕，让农民多纳公粮以获得爵位，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的一种高度认同。第三，确立新的赋税体系，调整不同行业、不同体的课税种类及额度，特别是降低农民的赋税，突出“重农”导向。废除苛捐杂税，实现藏富于民。第四，统一度量衡，不仅打通了经济、文化的壁垒，而且促进了区域融合，对统一大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奖励军功，打造强悍的军事帝国。强大的军力不仅是保境安民的基础，更是称霸列国的资本，军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为商鞅变法最关键的拼图，其核心便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
  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②秦国子民无论家世显赫，还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就必须多立军功。新法给了普通百姓摆脱社会底层的途径，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后的秦国，军士之骁勇、军力之强悍是山东诸国无法比拟的。同时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内耗，营造出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氛围。
  ３。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有效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地方管辖
权彻底收归中央，让法令直达地方。其次，改革户籍，规定所有居民都要进行登记，并实行连坐法，强制百姓相互监督，提升违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规范社会秩序，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
  （三）依靠诚信和铁腕维护变法权威。
  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使变法顺利推进，商鞅主要从两个方面维护变法。
  １。取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集团的思路很明确，仅凭变法集团的力量，不足取得对反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将徙木立信作为变法的一种政治宣传，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让民众参与，更使其遵从，自下而上地守法护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铁腕刑治反对势力。无论变法决心多么坚定，民众信心多么大，反对势力都会为自身利益奋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
其师公孙贾。”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无论是反对势力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变法已不可逆，变法最大障碍得以清除。
  （四）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潮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秦国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它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财富，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造就的崭新秦国，其优势对于山东诸强而言是全方位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焕然一新，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国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商鞅变法不仅重新划分了实力格局，也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帝国骤然而起，又骤然坍塌，但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转。可以说，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既是时代造就了商鞅变法，也是商鞅变法引领了时代变革，书写出战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