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池
（中共湖南省益阳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 湖南益阳 413000）
【摘 要】 本文论述了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经验；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优势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革命；必然性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
1840年，英国凭借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的近代史由此发端。随之而来的军事侵略和贸易掠夺，将中国逐步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近代化进程，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面对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困局，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官员意识到：需以变革来解救清政府于危亡之中。其后，以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绅士掀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以期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这种实际充满矛盾的变革——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拘束在旧偶像之下”（改革的最终目的仍旧是维持落后的封建统治），[1]最终没有取得成功。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紧接着，《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增加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的输出。其后的局面便是，各国列强纷沓而至，于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作为一个形式上的主权国家，中国在军事上，不能抵御外来侵略者进攻；政治上，内政外交逐步被帝国主义操控和把持；经济上，饱受侵略者掠夺；文化上，不断受外来文化渗透。此时的中国人，不得不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不断觉醒，试图从各种先进的社会思想中寻一种救国救民的主张。以上的基本国情，都为后来中国人最终能够寻并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初的驱动力，也就是现实基础。
二、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经验
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备受压迫的屈辱史，也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奋斗史。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自己的救国抱负。第一，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运动拉开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
均匀，无处不饱暖也。”[2]这种思想，虽有其可取之处——它极大地吸引了农民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的队伍中来，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没有科学、完备的建国理论，成为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地主阶级先后尝试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维新变法。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其共同点都在于无法跳脱地主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作为变革的主持者，地主阶级开明派或维新派一方面渴望改变旧制度；一方面又害怕其维护的旧制度彻底崩溃。这种自我矛盾导致地主阶级的救国尝试注定走向失败。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登上历史舞台。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他们同样难以克服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导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建立西式民主制，但人们对政治是冷漠的……封建主义没有被真正打倒”，[3]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选择
三、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救国尝试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这样的实践经历说明：中国亟需一个先进的阶级运用科学的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中提出，自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可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因此，当经历了前面几次的实践启蒙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节点。此时，中国人所关注的已不仅是器物或制度层面，人们将关注点进一步推进至深层
次的文化和心理层面，企图寻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举起的两面大旗，在运动过程中，长期占据人民思想主体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开始动摇，这为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列宁在圣彼得堡带领布尔什维克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消息，一经传入中国，便引起思想界极大的震动。在此之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各种西方思想中进行比较和寻，中国革命分子在若干次革命实践中进行探求和摸索，都未曾到一条革命胜利的道路。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史无前例地将一种主张由理论变为了现实。人们也注意到，俄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其国情与中国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中国人转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浓烈的兴趣，并在进一步学习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李大钊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各界革命的先声”，[5]它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同时也可以视作中国近代的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它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载体。此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迅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程度。
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诸多的救国主张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备突出的理论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总结前人优秀文明成对之后的智慧结晶，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比如：物质决定意识、实践产生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民众创造历史等，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运用和反复验证。马克思主义中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也透彻地向人们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中国人民选择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提供了首要依据。第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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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部 NEW WEST 2020年04月下旬刊
新西部 NEW WEST 2020年04月下旬刊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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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这一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两重内涵：其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学说；其二，这种革命必然是彻底的、毫无保留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得以与中国近代人们所尝试的若干种救国主张鲜明的区别开来。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停留在“改革”或“改良”的层面。洋务派或维新派，其出发点虽然也是救国，甚至也提出过对落后制度的批判，但是他们却总是从局部、个别方面入手。或进行技术革新，或进行政治改革。当接触到封建制度的本质问题时，却有着根本性的保留。一边哀叹帝国千疮百孔、即将倒塌；一边又害怕帝国的倾覆倒塌。所以，改良式的道路既是自相矛盾的、又是缺乏彻底革命性的，它们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反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则与旧民主主义时期所进行过的革命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7]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8]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我们赢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发展理论。也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并产生了思想和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它是一种实践的、发展的理论。第四，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众创造历
史，是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观点。近代以来，曾于中国社会传播的诸多西方思想虽大多以建立一个共和国为目标，但实质上，都不过是为少数阶级、阶层的人代言。唯有马克思主义，它致力于为广大无产阶级发声，致力于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民也是经过比较和试错之后，才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优点，因此，一经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就能够接受并拥护代表其自身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维护和发展这种理论。
【参考文献】
[1] 李建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3-74.
[2] 李剑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梁孝．革命中的启蒙：人民觉醒、人民民主和社会改造——对“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质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
[4][7] 选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李大钊全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作者简介】
汤 池（1987—）女，湖南益阳人，中共益阳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社会风气。第三，大学生对自己的诚信状况比较满意。从调研中得知，六成多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诚信评价在90分以上，九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诚信评价在80分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大学生对自己的诚信评价是比较满意和乐观的。
2、大学生们对失信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对失信行为缺乏明确的辨别力
从本次调查和访谈的情况来看，大学生不诚信行为有了新的表现：比如手机点名、实验和调查报告数据虚假、实习工作等行为，有些失信行为具有一定普遍性。大学生对他人的失信行为宽容度较高，比如有61%的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行为持“可以理解”的态度，甚至还有部分大学生认为考试作弊就是一个靠运气的“技术活”，无关诚信不诚信，道德不道德。因此，很多人对周围同学经常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等失信行为持宽容态度，表示可以理解，当然也不愿意站出来去指认或批评他人的这种不诚实行为。这种允许某些情况下的他人的失信行为就是对自己诚信价值观的违背，这也恰好反映了当前大学生
诚信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即“知”与“行”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界甚或是鸿沟。这也说明大学生对不诚实的行为缺乏明确的辨别能力，认为失信行为与道德无关，纯粹是一种个人主观选择，与他人无关。这种错误的认知不仅会使舆论监督机制失灵，部分学生对不诚实行为不能发挥其监督批评的作用，而且也为大学生自己的诚信行为埋下隐患，可能导致失信行为越来越多。
3、高校未能形成统一的、专门的诚信教育体系
高校一直比较重视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但从调研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这与社会大环境有关系，也与高校更加重视学科、专业建设，而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并没有落到实处有关。目前，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仍然停留在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专门的诚信教育体系，如没有专门负责诚信教育的部门、教师、课程
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诚信奖惩机制。从调研结果来看，影响大学生诚信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这也说明了大学生诚信意识和行为的培育既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激发大学生诚实守信的内在价值意识和选择，又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诚信奖惩机制，以外力促进大学生的诚信行为。
诚信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也是高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他们诚信意识的高低与社会能否持续、稳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大学诚信教育应该从第一课堂到第二、第三课堂，从课上课下到校内校外，构建起“课堂内环、课外中环、外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环三全”诚信教育新模式，树立大学生“诚信为本”的价值观，促进大学生诚信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181.172-174．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立德树人 实现全程育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12-09(z01).
【作者简介】
任艳妮（1979—）女，陕西咸阳人，博士，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上接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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